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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未来大师托夫勒影响中国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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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2018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Language:
chinese
ISBN 10:
7508685067
ISBN 13:
9787508685069
File:
MOBI , 1.19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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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

Year:
2016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768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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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



[美] 阿尔文·托夫勒 著

黄明坚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浪潮的冲击

第一章 主要的竞争

第二部分 第二次浪潮

第二章 文明的结构

第三章 看不见的巨斧

第四章 打破规则

第五章 技术专家的权力

第六章 潜在的蓝图

第七章 国家狂热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第十章 倾泻的洪水

第三部分 第三次浪潮

第十一章 新的综合方法

第十二章 一切的主宰

第十三章 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第十四章 计算机领域

第十五章 超越批量生产的阶段

第十六章 电子住宅

第十七章 未来的家庭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第十九章 新的社会规范

第二十章 产消合一制度的崛起

第二十一章 思想的变动

第二十二章 民族国家的崩溃

第二十三章 甘地与人造卫星

第二十四章 历史的洪流

第四部分 终局

第二十五章 心理领域

第二十六章 未来世界的人格

第二十七章 政治的归宿

第二十八章 21世纪的民主





前言


我们每天翻开报纸,头条新闻令人触目惊心:恐怖分子挟持人质,大玩死亡游戏;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货币市场风声鹤唳;大使馆火光冲天,冲锋队四处救援;最能表现人心向背的黄金价格创历史新高;银行业摇摇欲坠;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各国政府运作陷于瘫痪,无计可施。

面对此情此景,悲观主义者唱起末日之歌,虔诚之士在街头大声吆喝“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而专家学者则宣称所有的趋势均指向一场浩劫。

本书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从这个观点来看,世界并没有失常,事实上,在这些看似没有道理的事件背后,存在着一个耸人听闻却让人满怀希望的模式。本书所讨论的就是这一模式和这份希望。

本书是献给那些认为人类的故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才刚刚开始的人的。

一阵强劲的浪潮正席卷今日大半个世界,创造出奇异的新环境,人们在其中工作、娱乐、结婚、生儿育女、退休。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商人要逆泳于易变的经济波涛,从政者眼睁睁地看着民意调查结果上下波动,大学、医院和其他机构绞尽脑汁应对通货膨胀。价值体系瓦解崩溃,一向被视为“救生艇”的家庭、教堂、政府,如今备受谴责。

我们可以把这些剧变视为代表不安、破裂、灾害的孤立事件,但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看得远一点儿,就会发现向来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事情变得异常清晰。

首先,当前的许多变化都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件,如核心家庭的瓦解、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流行热和有线电视的风行、弹性工作时间和新的福利制度的普及、从加拿大魁北克到法国科西嘉岛的分裂主义等。乍一看,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事实上正好相反,这些事件和其他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件与潮流都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大现象的片段。这个大现象就是:工业主义灭亡,新文明崛起。

如果我们把上述事件视为孤立的变化,不去深入思索其意义,就无法设想出连贯、有效的应对方法。我们个人的决策不是漫无目的就是虎头蛇尾的。政府当局在危机和决策失误间摇摆不定,没有计划、没有希望、没有见识,就这样步履蹒跚地走向未来。

我们缺乏系统化的架构以了解今日世界的权力冲突,就像一艘被卷入风暴的船只,企图不借助罗盘和航海图,航行于危险的暗礁之间。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已经被埋在碎片化的数据和无关痛痒的分析之下,因此,综合处理事情的能力已不可或缺。

本书是一本庞大的综合之作,书中将叙述我们许多人历经的旧文明,并详细地介绍闯入我们生活的新文明。

这一新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我们此前所有的假设都将遭到挑战。旧的思维方式、旧的公式、旧的教条、旧的意识形态,不论以往多么受到推崇、多么妙用无穷,都不再是真理了。新的价值观、新科技、新的地域政治关系、新的生活形态和联络方式出现,这个世界就从这些新事物中迅速浮现出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全新的观念、推理、分类和概念。我们不能把初生的明日世界硬塞入昨日的老式鸽笼中,传统的心态和想法已经不再适用了。

当这个奇异的新文明在字里行间缓缓展现时,我们会有理由向今日弥漫各地的悲观主义发起挑战。利益至上和自我放纵已影响社会文化十几年,这不禁令人感到绝望。本书认定,绝望不仅是一种错误的态度[英国科学家、作家C. P. 斯诺(C. P. Snow)如此认为,我也认同并重申这一点],而且是毫无根据的。

我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我们不必多费笔墨来描写眼前所存在的危险,包括核武器的杀伤力、生态遭遇的破坏、种族冲突、区域性暴力。战争、经济崩溃、大规模的科技灾害,都可能无情地改写未来。

然而,我们也发现许多新态势的崛起,比如能源形态的改变促使新的家庭生活方式产生,制造方法的改良促使DIY(自己动手制作)运动流行起来。这时,我们会突然发现,给今日世界带来大灾害的因素,也正给我们带来良机。

本书将介绍这些良机。在毁坏和衰败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惊人的迹象,表明生命仍在出生和成长。在本书中,我清晰; 地表达了我的看法:只要运用智慧,加上少许的运气,新生的文明就会比我们以往熟知的一切更为健全、明理、持久、高尚,也更民主。

如果本书的论据无误,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乐观面对未来,尽管眼前这几年仍将风雨飘摇、危机重重。

在我创作本书之际,许多前来参加我的演讲会的听众一再问我,这本书和我早先写的《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 ) [1] 有什么不同。

作者和读者在同一本书中从来不会看到相同的事物。我认为本书的形式和重点都与《未来的冲击》完全不同。首先,本书包含一个更大的时间跨度,囊括过去和未来,比较有规律可循,其结构也与《未来的冲击》不同。(聪明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构反映出其中心意象——浪潮的冲击。)

其次,这两本书本质上的差异更加明显。《未来的冲击》呼吁人们进行某种改变,强调个人和社会的改变成本;而本书则关注适应的困难,强调不迅速改变某些事物将付出的等额代价。

最后,在《未来的冲击》中,我曾提及“未来的早产”,我当时并无意以任何广泛或系统化的方式来勾画新兴的未来社会。该书的重点在于变化的过程,而不在于变化的方向。

本书的角度正好相反,不看重变化速度,而着眼于变化引领我们去的方向。也就是说,《未来的冲击》比较偏重过程,本书比较偏重结构。基于上述理由,这两本书的设计是互相配合的,不是作为正续篇,而是同属一个整体的互补。两本书各不相同,但是互相观照。

创作本书这样大规模的综合工作,简化、概括、归纳乃是必需的,否则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囊括这么多论点。当然,有些历史学家会斟酌本书将文明分成三个阶段的做法——这三个阶段是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新兴的第三次浪潮阶段。

我们可以轻易指出,农业文明包含许多相当不同的文化,工业制度本身也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当然可以将过去(和未来)分成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这样做,我们会在混乱的分支阶段中找不到主干阶段的踪影。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图书馆而不是一本书来涵盖同样的领域。就目的而言,简单的区分虽然粗糙,但比较有用。

本书规模庞大,需要我采取其他的表述方式来便于阐述。因此,我偶尔会把文明人格化,说第一次浪潮文明或第二次浪潮文明“做”了这事或那事。当然,我知道,读者也知道,文明不会做任何事,做事的是人,但是偶尔把这事或那事归因于文明,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同理,聪明的读者都知道,无论是历史学家、未来学家、规划师、占星学家还是布道家,都无法知晓未来。当我说某事“将会”发生时,假设的是读者会斟酌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否则本书中将会夹杂太多不堪卒读的保留条件。而且,对社会现象的预测,不论使用多少计算机资料,都绝不可能避免主观的价值判断,也都不可能是绝对科学的。本书并不是客观的预测,也不冒充科学实证的结果。

但是,这并不表示本书中的观点反复无常、不成体系。事实上,读者会发现本书是根据大量资料,基于一个文明与人类关系的准系统模式创作而成的。

本书利用“科技领域”“社会领域”“信息领域”“权力领域”等名词来描述一个垂死的工业文明,并试图揭露这些领域如何在今日世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书中还试图展示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生物领域”和“心理领域”的关系。“心理领域”是心理与个人关系的结构,外在世界的变化通过这些结构可以影响我们最私密的个人生活。

本书认为,文明也经历了某些过程和利用了某些原则,发展出自身的“超意识形态”,以解释现实,辩护其存在。

一旦了解了这些过程和原则如何互相作用,如何彼此转换,触发强大的变革浪潮,我们就会对冲击当前生活的巨大变化浪潮有更清晰的认识。

本书最大的意象,就是已经昭然若揭的变化中的冲击浪潮。“浪潮”这一形象并不是我独创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一书中提及“几个世纪以来进步整合的浪潮”。1837年,曾有一位作家以一连串的浪潮来形容美国西部人的定居过程:首先是拓荒者;其次是农民;最后是商业团体,即迁移而来的“第三次浪潮”。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他的经典之作《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 )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比喻,因此,浪潮的意象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在今日文明变化中的意义。

本书中这一意象的应用确实非常有帮助。浪潮的观念不仅是组织众多不同资料的工具,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汹涌的变化浪潮。当我们应用浪潮之意象时,许多混淆的观念都变得清晰了,而熟悉的事物往往在耀眼的强光下显现出来。

自我从变化浪潮的观点来思考,想到浪潮冲击又重叠,造成我们周围的冲突和压力,我对变化的观念就完全改变了。在各个领域,从教育、健康到科技,从个人生活到政治,我们都可以分辨出哪些只是工业时代延伸的表面革新,哪些是真正的改革。

然而,即使是最有力的意象也只能传达部分真理,任何意象都无法描绘全局,因此没有一种现在观(更不用说未来观了)是完备和确定的。我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握有一切的答案,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我的“答案”不仅褊狭、片面,而且落伍,并逐渐懂得提出正确的问题比获得错误问题的正确答案更为重要。

我希望本书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提出许多新鲜的问题。

没有一种知识是完备的,也没有一种比喻能涵盖一切,这种认识本身是非常合乎人情的。一位批评家曾说:“问大问题可能会走上岔路,可是噤口不问又扼杀了知识的命脉。”

在这个变化万端的时代,个人的生活被撕裂了,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崭新的生活方式正从地平线浮起,探问人类前途这个宏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出于求知的好奇心,更是生死存亡的抉择。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参与了反抗或者创新文明的活动。我希望本书可以帮助每个人知其所选择。


[1] 《未来的冲击》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编者注





第一章

主要的竞争



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形,而到处都有盲目的人企图压制它。这个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态,改变了工作、感情和生活的方式,同时带来了新经济、新政治冲突,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今天存在着许多新文明的碎片,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把生活调整成明日的节奏,其他人却不敢面对未来,他们绝望地转向过去,企图重建赋予他们生命的垂死世界。

这个新文明的崛起是我们生活中最具爆炸性的事件。

这一事件也是了解未来的关键。它的意义深远,正如1万年前农业发明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带来了惊天动地的第二次浪潮一样。我们是下一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的参与者。

我们极力搜索字句来描述这一特殊变化的威力和界限。有人称之为新生的太空时代、信息时代、电子纪元或地球村。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告诉我们,我们面临“电子技术时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后工业社会”就要来了;苏联未来学家说这是“科学技术革命”;我自己屡次撰文谈到“超级工业社会”的来临。然而,我认为这些名词,包括我自己的在内,都不是十分恰当。

有些名词专注于单一因素,缩小而非扩大了我们的理解;有些名词是静态的,暗示一个新的社会可以平稳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不会引起任何冲突和压力。这些名词都不能表达扑面而来的变化的全部威力、范围和动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压力和冲突。

人类面临一次量子跃迁,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却参与了建立新文明的基层工作。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浪潮,每次都抹杀了先前的文化和文明,以前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经历了几千年才结束,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崛起后只有300年的寿命。今天,历史的发展速度更快,第三次浪潮很可能将会横扫历史,在几十年内结束,生活在这个爆炸性时刻的我们会感受到第三次浪潮对这个时代的全面影响。

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们的家庭,动摇了我们的经济,冲击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们的价值观,每个人都受到其影响。所有旧的权力关系、今日处境危险的领导阶层的特权都遭到挑战,明日的权力争夺将在此背景下进行。

这一新文明在很多方面和传统的工业文明相冲突。它既包含了高科技,又包含了反工业化。

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提倡使用多样化、可再生的能源;新的生产方式淘汰了大多数工厂的流水线;新式非核心家庭,被称为“电子住宅”的新机构,以及未来变化很大的学校和企业都将出现。新文明为我们制定新的生活规范,带领我们超越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超越能源、金钱和权力的集中化。

新文明向旧文明发起挑战,企图推翻官僚制度,减轻国家的分量,在后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建立起半自动化的经济。新文明需要比当今更简单、更有力、更民主的政府。新文明有其特有的世界观,以及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因果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会看到,第三次浪潮的文明着手弥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长久存在的裂痕,促成了明日“产消合一”的经济。因此,第三次浪潮的文明借助人类理性的帮助,可以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性化的文明。


革命性的前提


两个极端冲突的未来形象占据了今日大众的想象。对愿意思考未来的人而言,大多数人假设他们所熟知的世界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很难为自己构想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去接受一个全新的文明了。当然,他们了解事情在改变当中,但是他们假设当前的改变会掠过他们身边,任何事物都不会动摇他们熟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他们满怀信心地指望未来会延续目前的局面。

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呈现出两种面貌:一方面,这是一种没有经过检验的假设,隐藏在商人、教师、父母和政治家的决策背后;另一方面,其冠冕堂皇地出现在统计学、计算机化数据和预测未来者所用的术语中。这两方面都使人觉得未来的世界和现在大致相同——只不过第二次浪潮工业化散布得更广,普及更多的地方而已。

近期发生的事件狠狠地动摇了这个充满自信的未来形象。层出不穷的危机占据了头条新闻的版面,伊朗爆发战争,石油价格直线上升,通货膨胀不可抑制,恐怖主义四处横行,政府似乎也无力阻止,悲观论越来越流行。因此,许多人看多了坏消息、灾难电影、噩梦般的景象,便武断地认为今天的社会无法迈入未来,因为未来根本不存在。对他们来说,最后的决战就在眼前,世界正冲向最后的剧变。

表面上看来,这两种未来观似乎完全不同,然而两者都会产生类似的心理和政治影响,因为两者都导致想象力和意志的瘫痪。

如果明日世界只不过是目前景象的大银幕立体电影,那么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如果世界注定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毁灭,那么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总之,这两种未来观都会造成否定和被动的心理,使我们动弹不得。

然而,如果能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被困于最后决战和统统一样的简单选择之中。我们可以从许多清晰、具有建设性的角度观察未来,为明日做准备,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改变现状。

本书的基础是我所谓的“革命性的前提”。我认为,即便在今后数十年内,世界充满激变、动荡,甚至处处可见暴力,我们也不会彻底自我毁灭。我们现在体验到的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事实上这些变化构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轮廓。同时,这些变化会累积起来,使我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和思维方式发生大变动,而理想的未来是可能实现的。总之,以下所述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亚于一场全球革命、一次历史的量子跃迁。

换言之,本书假设我们是旧文明的最后一代和新文明的第一代,而我们个人的苦闷、困惑、茫然多半可以归因于垂死的第二次浪潮文明与蓄势待发的第三次浪潮文明所造成的个人冲突和政治制度冲突。

了然于此,许多看似无意义的事件突然变得清晰易懂了,变化的轮廓清楚地显露出来,为生存而采取行动也变得可能了。总之,革命性的前提使我们的智慧和意志得到解放。


变化的前沿


然而,单说我们面临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还不够。在我们能够控制及引导变化之前,需要从崭新的角度辨认和分析这些变化,否则我们会迷失方向。

一个最理想的方法是所谓的社会“浪潮前”分析法。这种方法把历史视为一连串波动的变化浪潮,并探寻每个波浪的前沿是否引导着我们。我们的注意力与其说集中于历史的连续性(自有其重要性),毋宁说集中于历史的断续期,即革新和中断时期。这种方法能找出关键的新生变化形态,使人们能左右之。

从最简单的观念出发,农业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工业革命是第二个大突破,这些都不是断续的瞬时事件,而是以一定速度进行的变化浪潮。

在第一次浪潮出现之前,大多数人生活在经常迁徙的小团体中,以采集、渔猎、畜牧为生。大约在1万年前的某一时刻,农业革命开始了,它缓慢地横扫整个世界,形成了村庄、部落、耕地及新的生活方式。

17世纪末,第一次浪潮还未结束,工业革命便在欧洲爆发,掀起了第二个全球变化的大浪潮。新生的工业化以更快的速度蔓延至各个国家。从此,这两股截然不同的浪潮以不同的速度同时席卷了整个世界。

今天,第一次浪潮已经平息了,只有南美和新几内亚等少数地区的原住民仍然未接触过农业。可以说,第一次浪潮的力量多半已耗尽了。

同时,第二次浪潮在短短几个世纪里改造了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的生活,而且继续蔓延,许多至今仍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努力兴建钢铁厂、汽车厂、纺织厂、食品加工厂和铁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工业化的冲力,第二次浪潮的力量尚未完全耗竭。

但是在此期间,另一项更重要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工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内达到最高峰,同一时期不受人关注的第三次浪潮开始出现,而且所向披靡。

许多国家同时感受到这两股甚至三股不同的变化浪潮在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力度进行活动。

在本书中,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们把第一次浪潮时代定为始于约公元前8000年,然后一直主宰着世界,直到1650—1750年。之后,第一次浪潮失势,第二次浪潮继之而起。第二次浪潮的产品——工业文明继而主宰地球,直到达到顶峰。最近的历史性转折点约在1955年开始出现于美国——此后10年内,白领和服务业就业人员的人数首度超过蓝领人数,同时计算机、商用喷气式飞机、避孕药等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新发明风靡一时。在这一时期,第三次浪潮开始在美国蓄积势力,然后在不同时期登陆其他工业国家,如英国、法国、瑞典、德国、苏联和日本。今天所有科技先进的国家都受到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落伍的经济和制度之冲击。

只有了解这一形势,才能明白我们身边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冲突。


未来的浪潮


变化的浪潮一旦占据了某一社会,未来发展的形态就很容易被辨别出来。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发现了“未来的浪潮”。因此在19世纪,欧洲许多思想家、商业领袖、政治家和普罗大众对未来抱有清晰、正确的认识。他们觉察到历史朝着工业主义击败非机械化农业的胜利迈进,而且他们相当准确地预见许多第二次浪潮带来的变化:更强大的科技、更大的城市、快捷的运输方式、大众教育等。

这种清晰的观点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影响。政治党派和政治活动朝着以下三个方向发展:未工业化的农业团体实行防卫措施,对抗具有破坏性的工业主义,对抗“大企业”“联营的大老板”“坠落的城市”;劳工和管理阶层控制住新兴工业社会的主力;少数民族人士认为他们在工业世界中的地位应有所改善,他们要求获得工作机会、商业地位、都市住宅、较高的薪酬、公共教育等。

工业化的未来观也对人们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人们不服从,他们会加入激烈甚至流血的冲突。社会景气或不景气都可能会扰乱人们的生活。然而,一般来说,工业化的未来给人以有限的选择权,人们不仅知道他们是谁,而且知道他们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使人即便处在极端的社会变动中,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和自我意识。

相反,如果社会受到两种或多种变化浪潮的冲击,而且没有一种占有绝对优势,那么未来的形象就十分零碎了,我们也就很难找出变化和冲突的意义。波涛冲击之下形成了狂暴的大海,喧腾着浪潮的旋涡,淹没了更深、更重要的历史浪潮。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的冲击造成了社会压力、危险的冲突和奇异的新政治浪潮,各阶层、种族、性别、党派的团体都受到波及。这种冲击使得传统政界人士惴惴不安,很难分辨出彼此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是敌是友。往日的对立和合作关系都崩溃了。工会和雇主抛开对彼此的成见,共同对抗环保主义者。黑人和犹太人曾经联手反对种族歧视,现在却反目成仇。

在许多国家,一向支持收入再分配等“激进”政策的劳工,现在往往在妇女权利、家庭规范、移民、关税、区域主义等问题上维持“保守”的立场。传统的左派往往支持集权、国家主义、反环保论者。

在同一时期,我们看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等政界人士在经济方面持“保守”态度,在艺术、性道德、妇女权利、生态保护方面则持“开明”态度。难怪人们感到迷惑,看不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同时,媒体无休无止地报道新发明、淘汰物、奇异事件、谋杀、绑架、太空探索、政府垮台、突击行动、丑闻,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互不相关。

政治上明显的不一致现象也反映在人格分裂上。心理医生、宗教大师大发横财,人们在互不买账的治疗团体间徘徊不定,从起初的尖声大叫到失去控制。人们陷入教派或病态的否定论调,相信现实是荒谬、疯狂、无意义的。在某种广泛的意义上,生命可能确实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今天的事件中没有秩序存在。事实上,只要我们试着从消逝的第二次浪潮中去辨认第三次浪潮的变化,就可以看清潜在的秩序。

了解这些冲击的浪潮所产生的冲突后,我们不仅对未来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而且能透视我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同时也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每个人不论多么渺小,都是历史中的一员。

这些变化浪潮所造成的浪涛反映于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性观念和个人道德等各方面,也显现于生活方式和选举活动。因为不论我们是否明白,在个人生活和政治活动上,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要么是尽力维护垂死秩序的第二次浪潮的人士,要么是建立崭新明日的第三次浪潮的人士,或者是困惑、矛盾的这两种人的混合体。


金甲虫与刺客


事实上,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之间的冲突是今日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压力。不论现在的政党成员和候选人鼓吹些什么,他们之间的竞争都不外乎争执谁将从没落的工业制度中得到最多的利益。换言之,他们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邮轮上争夺一把躺椅。

我们会看到,更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谁能控制工业社会的末日,而是谁能塑造新文明,迅速取代旧文明。短期的政治斗争耗尽了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同时,一场更重要的战争已经暗中开始了。一边是支持过去工业文明的党派;另一边是新生的群众,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粮食、能源、武器限制、人口、贫穷、资源、生态、气候、老龄化、都市社区的崩溃、对生产力的需求、薪酬)都不可能依据工业社会的结构来解决。

这一冲突即为明日的“主要竞争”。

拥护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的人士之间的冲突已经像电流一样穿过每个国家的政治领域。甚至在非工业国家,昨日的战线也因第三次浪潮的来临而不得不重新规划。往日封建农业集团与工业领导阶层之间的战争(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随着工业主义的日渐没落而产生新的意义。现在,第三次浪潮所带来的新文明出现了,迅速的工业化是意味着把人们从新殖民主义和贫穷中解放出来,还是意味着人们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呢?

唯有以这个广阔的背景作为基础,我们才会懂得头条新闻的含义,理出先后次序,设计合理的策略来控制我们生活中的变化。

走笔至此,头条新闻正在报道伊朗的狂乱和人质事件,韩国的暗杀事件,疯狂炒作黄金,美国黑人和犹太人不和,联邦德国大量增加军费支出,长岛的连续纵火事件,墨西哥湾大量石油外溢,历史上最大的反核武器大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夺无线电频率控制权,宗教复兴主义进袭利比亚、叙利亚和美国,新法西斯党徒宣称在巴黎的政治谋杀中应居“首功”,通用汽车公司宣布一项电动汽车技术新突破。这些互不相干的新闻碎片迫切需要统一或综合。

一旦我们了解维护工业主义的人和排挤工业主义的人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我们就得到了一把认识世界的新钥匙。更重要的是,不论我们是为国家制定政策,为企业规划措施,还是为个人生活拟定目标,我们都握有改变世界的新工具。

然而,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我们必须能够清楚地分辨维系旧工业文明的变化和促成新文明出现的变化的不同。总之,我们必须同时了解旧工业文明和新文明。我们多数人出生于第二次浪潮工业制度中,而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将生活于第三次浪潮文明中。

在下面各章中,我们将重新仔细考察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变化,为探索第三次浪潮做准备。我们会发现第二次浪潮文明不是许多因素的随机组合,而是一个“系统”,其中各部分在或多或少可以预测的情况下互相影响,而且工业社会基本的形态(不论是文化遗产还是政治差异)并不因国别而有所不同。这是今日左派和右派“保守主义者”都极力维护的文明,而这个世界也正受到历史性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变化的威胁。





第二章

文明的结构



300年前(前后不超过50年) [1] ,一波爆炸性震荡波及全世界,破坏了古老的社会,创造了全新的文明。当然,这一波震荡就是工业革命。扑向全世界的巨大浪潮 ——第二次浪潮,冲击着所有旧制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在第一次浪潮文明称霸时期,地球上的人口可以分为两类:“原始人”和“文明人”。所谓的原始人,生活在小部落里,以采集、渔猎为生,他们已经被农业革命淘汰了。

相反,文明世界中大部分的人都靠土地维生。农业一兴起,文明即生根。从中国、印度到贝宁、墨西哥、希腊和罗马,文明起伏聚散,形成无数多姿多彩的混合体。

各种文明在表面的差异之下隐藏着相似之处:土地是其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及政治的根本;生活围绕着村落进行;简单的分工盛行一时,少数明确的身份和阶级也于此时出现,比如贵族、教士、军人、奴隶;权力是严格的集权;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很分散,每个地区都可以自给自足。

其中也有例外——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水手横渡大洋,形成商业文化;在庞大的灌溉系统周围,权力非常集中的王国建立起来。撇开这些差异不谈,我们不妨把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文明视为同一现象的特例,而所谓的同一现象就是第一次浪潮文明——农业文明。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偶发事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出现了新兴的批量生产工厂。在公元前400年的一个希腊岛屿及公元100年的缅甸,都展开了钻探石油的工作。大规模的官僚制度盛行于巴比伦和埃及。大都市崛起于亚洲和南美。货币和交易都出现了。贸易路线跨过沙漠、海洋和高山,从中国延伸到法国。企业和国家的雏形已经形成。在亚历山大港甚至出现了蒸汽机的前身。

然而当时并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工业文明的迹象。这些未来的先兆只是历史上的异象,在不同时期零星散布于不同的地方,从未形成一个凝聚的制度。因此,直到1650—1750年,我们才能谈到第一次浪潮的世界。虽然原始部落和工业化的未来共存于这一时期,但是农业文明主宰了全世界,而且似乎会永久长存。

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创造了一个奇异、强大、精力充沛的对立文明。工业主义不仅仅是烟囱和流水线,更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制度,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所有内涵。工业主义产生了底特律郊外的大工厂,同时也把拖拉机引入农场,将打字机带入公司,把冰箱送入厨房。工业主义还带来了报纸、电影、地铁、DC–3型飞机,带来了立体主义绘画和12音阶的音乐,带来了包豪斯派的建筑、巴塞罗那的椅子、静坐罢工、维生素,以及更长的寿命。它使手表和投票箱得以普及。更重要的是,它把所有事物连接在一起,像机器一样分别装配,构成世界上最强大、最团结、最具包容力的社会制度:第二次浪潮文明。


用暴力解决问题


当第二次浪潮横扫各个社会时,既往农业的护卫者和未来工业的支持者之间展开了一场血腥的长期战争。第一次浪潮的力量和第二次浪潮的力量正面冲突,不仅淘汰了生存于其间的“原始人”,而且往往对其赶尽杀绝。

在美国,这一冲突始于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努力建立起农业的第一次浪潮文明。白种人的农业浪潮无情地向西延伸,吞噬了印第安人,留下了农场和农村,一路向太平洋蔓延。

追随农民脚步而来的是最早期的企业家——第二次浪潮未来的使者。工厂和城市崛起于新英格兰与大西洋中部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的工业发展迅速,能制造枪械、手表、农具、纺织品、缝纫机等产品,而美洲大陆其他地区仍然偏重农业。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紧张局面不断升级,最后在1861年爆发了武力事件。

很多人认为,美国南北战争纯粹是因黑奴制度的道德问题或税制等狭隘的经济问题而爆发的。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块富饶的新大陆会由农民还是企业家来统治,也就是由第一次浪潮的势力还是第二次浪潮的势力来主宰?未来的美国社会将以农业还是工业为主?北方军队获得胜利后,局势已定,美国的工业化正式确定。从此,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农业隐退,工业出头。第一次浪潮消散,第二次浪潮涌现。

同样的文明冲突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就日本而言,这一改革运动也伴随着既往农业和未来工业之间的冲突。1876年废除封建制度,1877年萨摩藩 [2] 叛乱,1889年采用西式宪法,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冲突,促使日本成为新兴的工业强国。

俄国也发生了同样的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的冲突。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翻版,战争的目的并不只是建立共产主义,同时还包括了工业化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摧毁了农奴制度和封建政体最后的残迹,把农业推上舞台,而且有意加速工业化,其成为俄国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执政党。

在各国内部,第一次浪潮势力和第二次浪潮势力发生的争执催生了政治危机和动乱、罢工、叛变、军事政变和战争。到20世纪中叶,第一次浪潮的势力没落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统治了世界。

今天,工业带环绕于北纬25度到65度之间。在北美,有2.5亿人过着工业化的生活。在西欧,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意大利,另有2.5亿人生活于工业制度下。在东欧的工业地区,也有2.5亿人生活于工业社会。最后,我们看到亚太工业地区,包括日本、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又有工业化的人口2.5亿。工业文明总共约涉及1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4。

这些第二次浪潮下的社会虽然在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差异太大,战争应运而生),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事实上,在显著的差别之下隐藏着相似之处。

要了解今天变化的冲击浪涛,我们必须能够清楚地辨认所有工业国家相似的结构——第二次浪潮文明潜在的架构,因为今日摇摇欲坠的正是工业的架构。


活电池


任何新旧文明的先决条件都是能源。第一次浪潮社会从“活电池”(人力、畜力)或太阳、风和水中获取能源。森林因烹饪和取暖的需求而遭到砍伐;水车利用水流的力量来运转,从而转动石磨;风车在田野间作响;家畜牵犁。据估计,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欧洲能源仍来自约1 400万匹马和约2 400万头牛。所有第一次浪潮社会使用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大自然最后总可以重新补充人们砍伐的森林、张帆的风、转动水车的水流,就连动物和人也是可再生的“能源奴隶”。

相反,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开始从煤、天然气和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中获取能源。纽科门(Newcomen)在1712年发明了一台可以运转的蒸汽机后,掀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新的文明首度吃自然的老本,而不只是靠利息维生。

挖掘地球的能源蕴藏为工业文明带来了不为人知的好处,大大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此,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各国均建立起大规模的科技与经济结构,而其前提是廉价化石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工业社会,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一转变均十分明显——从分散式能源到集中式能源,从可再生能源到不可再生能源,从众多不同的资源和燃料到少数资源和燃料。化石燃料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能源基础。


技术的发源地


新能源体系的出现与科技的巨幅进步相呼应。第一次浪潮社会仰赖2 000年前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所谓的“必需的发明”,但这些早期的绞盘、楔子、弩、榨汁器、杠杆、起重机主要都是用来对人力和畜力进行补充的。

第二次浪潮使技术达到全新的水准,产生了庞大的电动机器,其可拆卸的零件、传送带、水管、轴承和螺丝钉全都会转动作响。这些新机器的效率超过原始的人力。工业文明赋予了新技术以“感官”,使机器比人类更能准确地听、看及触摸。工业文明赋予技术一个容器,发明可以一直生产新机器的机器——工作母机。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把机器合并成相连的系统,安置在同一处,因而产生了工厂和工厂中的流水线。

在这个技术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工业,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烙下印记。起初是煤、纺织和铁路,然后是钢铁、汽车制造、铝、化学和机械。大型工业城市出现了:纺织城市里尔和曼彻斯特、汽车城市底特律、钢铁城市埃森和后起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

这些工业中心生产出无数一模一样的产品——衬衫、鞋、汽车、手表、玩具、肥皂、洗发水、照相机、机关枪和电动马达。以新能源体系为动力的新技术开启了大规模生产之门。


朱红宝塔


不过,如果分配系统不相应做出改变,大规模生产就毫无意义。在第一次浪潮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手工制造产品。产品是依据顾客的需要,每次生产一件。分配大致也是如此。

在西方旧封建秩序崩溃之际,商人已经建立起复杂作业的大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在全球拓展贸易路线,组织船队和骆驼商旅,贩卖玻璃、纸张、丝绸、肉豆蔻、茶叶、酒、羊毛、靛蓝染料和香料。

但是这些商品多半都由小商人或游摊小贩肩挑车运送到顾客手中。恶劣的通信环境和原始的运输方式大大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这些小商人和游摊小贩只能提供极少数货样,而且往往不是缺了这样就是少了那样,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还不能补齐。

第二次浪潮为这个不胜负荷的分配系统带来的改变不亚于广受关注的生产进步。铁路、公路及运河打开了内陆要道,工业主义带来了“贸易皇宫”——第一家百货商店。中间商、批发商、经纪人、制造商的代表纷纷出现,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1871年,乔治·亨廷顿·哈特福德(George Huntington Hartford)把纽约的第一家商店漆成朱红色,将出纳员的柜台设计成中国宝塔的形状,哈特福德在分配方面的贡献相当于亨利·福特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哈特福德更进一步跃入全新的阶段,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大型连锁商店——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

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的方式被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销售方式取代,这些销售方式同机器一道,成为所有工业社会最熟悉、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变化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科技领域”之变化。所有的社会——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使用能源,生产货物,分配货物。在所有的社会里,能源系统、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都是一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大系统就是科技领域,而它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形式。

第二次浪潮横扫全球,农业的科技领域被工业的科技领域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被直接注入批量生产系统,而这一系统又把货物送入高度开发的大规模分配系统。


现代化的家庭


然而,第二次浪潮的科技领域需要一个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社会领域”来配合,也就是需要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的形态具有地域差异。在农业至上的地方,人们多半生活在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叔伯、婶婶、姻亲、祖父母、堂表兄弟都住在同一屋檐下,都为同一个经济生产单位而工作——不论是印度的“联合家庭”、巴尔干半岛的“扎德鲁加” [3] 还是西欧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这些家庭都是定居的——根植于土地。

当第二次浪潮开始横扫第一次浪潮社会时,家庭感受到了变化的压力。在每个家庭里,波涛冲击之下产生了冲突,家族内部挑战家长的权威,改变了亲子关系,促成了新的礼仪观念。由于经济生产由田野转向工厂,家庭成员之间不再并肩工作。为了将工人送入工厂,家庭的主要机能被转移到新的专业化机构。儿童教育交给了学校,老年人的照料工作移交给养老院、老年之家和疗养院。最重要的是,新社会需要流动性,工人必须随着工作从一处迁往另一处。

大家庭拖着老弱病残和孩子,毫无流动性可言。因此,家庭结构逐渐开始进行痛苦的转变,家庭因移入城市而宣告分裂,再遭受到经济风暴的打击,不得不减少与远房亲戚的来往,变得更小、更具流动性、更能满足科技领域的需要。

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父母加上几个孩子,在没有亲属拖累的情况下,变成社会认可的标准“现代化”模范。就连一向崇拜祖先、特别重视老年人的日本,在第二次浪潮来临后,几代同堂的紧密大家庭也开始分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总之,就像化石燃料、钢铁工厂和连锁商店一样,核心家庭变成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显著特征,与第一次浪潮社会形成对比。


隐秘的课程


在工作场所由田地和家庭外移的同时,孩子必须迎接工厂生活。1835年,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表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英国早期的矿场主和工厂主发现“几乎不可能把成年人变成工厂的有用人手,不论他们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行业”。如果未成年人能够预先适应工业制度,那就可以大大减少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纪律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另一个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中心结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依据工厂模式,教授基本的读、写、算术及一点儿历史和其他科目的知识。这是“表面的课程”,大众教育还包括一个更为重要的“隐秘的课程”,其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守时,二是服从,三是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人准时上班,尤其是流水线工人,还要求工人无条件服从管理层的命令,不论男女,都要在机器旁或公司里进行非常单调的作业。

因此,自19世纪中叶第二次浪潮掠过各个国家后,人们发现了一项无情的教育进展:孩子的入学年龄越来越小,在学校的年限越来越长(在美国,教学年限从1878年到1956年提高了35%),义务教育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被延长了。

大众教育显然是一项人性化的措施。1829年,一群技术人员和工人在纽约市宣布:“除了生命和自由外,我们认为教育是人类享受到的最大福祉。”然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学校把一代代的未成年人打造成电机科技和流水线所需要的顺从、整齐划一的工作人员。

总之,核心家庭和工厂式的学校变成未成年人为进入工业社会做系统准备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也不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第二次浪潮社会都是一样的。


不朽的存在


在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出现了第三个将核心家庭与工厂式学校的社会控制功能加以延伸的机构——大公司。在此之前,典型的商业机构是由个人、家庭或者合伙人所有的。虽然也有公司,但是为数很少。

根据商业史学家阿瑟·杜因(Arthur Dewing)的说法,直到美国革命时期,“还没有人可以断定”,(非合伙或个人所有)公司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态。到1800年,美国只有335家公司,而且多半均从事半公共行业,如修建运河或经营收费公路。

批量生产崛起后,情势一变。第二次浪潮科技需要的大量资本,绝非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能供应的。如果所有者或合伙人必须把所有财产孤注一掷,他们自然不愿意投资庞大或有风险的行业。为了鼓励他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就此诞生。即便公司倒闭,投资者也只损失他所投资的资金。这一创见打开了投资的水闸。

同时,公司在法律上被视为“不朽的存在”——公司可以比原始投资人活得更长。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可以制订长期计划,开展非常大规模的工程。

1901年,世界上第一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成立,这笔资产的累积在早年是无法想象的。到1919年,有6家这类大公司成立了。事实上,大公司成为(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工业国家经济活动的特征,其在各个国家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在组织方面)大致相同。核心家庭、工厂式学校、大公司三者构成了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典型社会机构。

在第二次浪潮世界里,不论是日本、瑞典、英国、波兰还是美国,大多数人都遵循着标准的生活轨道:在核心家庭长大,一起进入工厂式学校,然后进入私营或国有的大公司工作。第二次浪潮的关键制度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每个阶段。


音乐工厂


在这三种核心机构周围产生了其他的机构。政府部门、运动俱乐部、教会、商务部、工会、专业组织、政党、图书馆、种族协会、娱乐团体,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在第二次浪潮中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各团体彼此服务、协调、制衡的组织生态。

乍看之下,这些不同的团体显示出随机和杂乱的迹象,但是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个潜在的形态。在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里,社会制度发明者相信工厂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生产机构,他们希望将工厂的原则应用于其他机构。因此,学校、医院、监狱、政府机构等都采用了许多工厂的原则——分工、阶层结构、冷酷的无人性作风。

就连在艺术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工厂的影子。为投资人或顾客服务的农业文明时代的作风已经消失了,艺术家、作家都受到市场的左右,他们在为无名的消费者制作“产品”。由于在各个第二次浪潮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变化,艺术生产的结构也随之改变。

音乐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次浪潮来临后,音乐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伦敦、维也纳、巴黎等地,票房和经纪人也应运而生,经纪人是支持生产工作的生意人,他们卖票给文化消费者。

当然,票卖得越多,钱赚得越多,因此音乐厅的座位也越加越多。然而,大音乐厅只有配备响亮的音响,才能使最后一排的人听得清楚,结果便促成了由室内音乐向交响乐的转变。

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在他的名著《乐器史》(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中说:“18世纪由贵族文化过渡到民主文化,以越来越庞大的音乐厅取代了小客厅,而音乐厅需要更大的音量。”由于技术解决存在困难,乐器和演奏者的数目越来越多,用以产生足够的音量。于是产生了现代化的交响乐队,也正是这种工业化的制度促使贝多芬、门德尔松、舒伯特、勃拉姆斯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交响乐乐章。

交响乐队的内部结构也反映出工厂的一些特征。起初,有些交响乐队没有领导人物,有些由演奏者轮流领导。后来,演奏者与工厂和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被分成许多部门(乐器组),每个部门都对整体的生产(音乐)有所贡献,每个部门由经理(指挥)负责协调,或由副领班(首席小提琴手或各组负责人)再细分管理阶层。这个机构把它的“产品”卖给广大的市场——在“产品”之外还录制唱片。音乐工厂由此产生。

交响乐队的生产模式只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例子之一,在这个社会里,三个核心机构和其他数千个机构都配合着工业化科技的需要和作风。文明不仅包括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所有的文明都需要信息领域来生产和分配信息,而第二次浪潮在这方面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


纸片满天飞


从古至今,所有人都依靠面对面、人对人的通信方式,但是跨越时空传送消息的需求自古有之。古波斯人建筑高塔或“喊话站”,让声音尖锐、洪亮的人在塔与塔之间喊话,借以传递消息。古罗马人则利用一种广泛的信差服务,叫作“公共邮路”。从1305年到19世纪初,“出租社”经营着遍布全欧洲的小马快递服务。1628年时它雇用了2万人,信差穿着蓝银相间的制服,横越大陆,为君主、将军、商人、放高利贷者传递消息。

第一次浪潮时代,所有这些传递工具都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一般人无法使用,正如历史学家劳林·齐利亚克斯(Laurin Zilliacus)所说:“连用其他方式送信都会引起当权者疑心或者遭到禁止。”总之,面对面交换消息是开放的,但利用新系统来传递消息到家庭或村庄之外在被禁止之列,其被用于对社会和政治加以控制,是领导阶层统治的武器。

第二次浪潮由一个国家波及另一个国家,摧毁了这种通信方式的垄断局面。这并不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突然间主张利他主义,而是因为第二次浪潮科技与工厂的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通信活动,而以往的传统通信方式已无力承担。

在原始社会和第一次浪潮社会里,经济生产所需要的信息比较简单,而且往往唾手可得,在形式上也多半是口述或打手势。相反,第二次浪潮经济需要人们在不同场所紧密协调并一致行动,不仅需要生产原料,而且必须提供大量信息并仔细地传送出去。

基于上述理由,在第二次浪潮掀起之后,每个国家都竞相开展邮政服务。邮局就像虽今日久为人所遗忘但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轧棉机和纺织机一样,成为当时的一种富有想象力和社会意义的发明,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美国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说:“我不得不承认邮局仅次于基督教,它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右臂。”

邮局为工业时代的通信掀起了第一个热潮。到1837年,英国邮局已不再限于为领导阶层传递消息,一年的邮递件数达8 800多万——按照当时的标准,简直可以称得上通信大爆炸。到1960年,在工业时代的巅峰和第三次浪潮初起之际,这一数字已经升至100亿。同年,美国邮局平均为国内每个成人和儿童递送了355件国内邮件。

工业革命之后,邮政信件的增加只大略显示出第二次浪潮信息的真实数量,更多的信息流通于大组织内部所谓的“小邮政系统”。备忘录就是从未被纳入大众通信的信件。1955年,正是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到达顶峰时,胡佛委员会偷看了三家大公司的档案,发现薪水册上的每位职员在档案里分别有3.4万、5.6万和6.4万份文件与备忘录。

工业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无法仅仅通过书写得到满足,因此在19世纪发明了电话和电报,以分担逐渐膨胀的通信负荷。1960年,美国人每天要打2.56亿通电话,一年超过930亿通,连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系统和线路也常常超载。

这些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传送消息的系统。一个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也需要传送大量消息——由一人同时向多人传送。工业社会以前的雇主可以亲自到为数有限的员工家中拜访,而工业社会的雇主不可能和属下数千名员工逐个接触,产品的经销商和分销商更不可能与顾客直接接触。第二次浪潮社会需要有效的方法把同样的消息迅速、可靠而廉价地传送给许多人,由此便产生了一些传递方法。

邮政服务可以把同样的消息传给数百万人,但是不够迅速;电话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但是不能同时传给数百万人。这一鸿沟就要由大众传播工具来填补了。

当然,今天大量发行报纸和杂志已经成为工业国家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些刊物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正反映出许多新工业技术和社会形态集中发展的趋势。因此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火车可以在一天之内运送刊物到一个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印刷机能在几个小时内印出千百份副本……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使人人懂得阅读,而企业界必须大规模分配它们的产品”。

从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中,我们再度发现工厂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这些传播工具让同样的消息映入无数人的脑海,正如工厂把一模一样的产品送入无数家庭。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真理”就像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产品一样,由少数集权的“形象工厂”传给无数消费者。如果没有这种输送信息的有力系统,工业文明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有效地运作。

因此,在所有工业社会,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出现了复杂的信息领域——可以像输送货物和原料一样迅速传播个人与大众消息的通信网络。这一信息领域与科技领域、社会领域相结合,使个人行为与经济生产步调一致。

这些领域在整个大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缺一不可。科技领域生产和分配财富;社会领域包括无数相关的组织,分派角色给大系统中的个人;信息领域传播必要的信息,使整个系统能够运转。这些领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了解了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基本结构,不论它们的文化和气候有何差异,不论它们的民族和宗教传统有何不同,也不论它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匈牙利、联邦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基本结构限制了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的表现程度。企图保留第一次浪潮旧式结构的人和认识到唯有新文明方能解决旧问题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冲突之后,产生了上述结构。

第二次浪潮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希望。男女老少第一次敢于相信贫穷、饥饿、疾病和暴政都可能被征服。摩莱里、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路易斯·勃朗、爱德华·贝拉米等哲学家和未来派作家都在工业文明中看到了和平、协调、人人都有工作、财富和机会均等、取消出身决定的特权、消除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代似乎永久存在且不可能改变的一切情况。

如果今日的工业文明并非乌托邦,事实上令人觉得窒息、可怕,生态环境很危险,战争迫在眉睫,人们精神压抑,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个中原因。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将第二次浪潮精神领域一分为二的一把“巨斧”。


[1] 本书英文原版出版于1980年,中文版行文的时间背景亦为1980年。——编者注

[2] 萨摩藩,现为鹿儿岛地区。——译者注

[3] 扎德鲁加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克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





第三章

看不见的巨斧



第二次浪潮就像某些核武器的连锁反应一样,粗暴地把我们一向单纯的生活劈成两半。它挥舞着巨大的斧头,砍入我们的经济、心理,甚至性别角色。

一方面,工业革命紧密结合了卓越的科技、社会机构、信息渠道,创造出非常统一的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它也破坏了社会潜在的和谐,创造了充满经济压力、社会冲突和心理抑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把看不见的巨斧如何塑造出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生活,然后才会明白今日改造我们的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影响。

第二次浪潮把人们的生活劈成两半:生产和消费。我们常常在想自己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生产的货物和提供的服务都是由生产者自己、他们的家人及少数剥削其剩余价值的领导阶层消费的。

在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聚居于半孤立地区的农民。他们的收入仅能糊口,庄稼收成只够自己维生和满足农场主。他们不知道长期储存食物的方法,没有可以把产品运往远方市场的铁路和公路,产量一有增加,就会被农场主或者封建主没收,所以他们也没有兴趣改进技术或者增加产量。

那时,当然存在商业。我们知道少数大胆的商人利用骆驼、篷车和船只把货物运到千里之外,我们也知道新兴城市依赖乡下供应食物。1519年,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后,惊讶地发现有数千人在特拉特洛尔科买卖珠宝、贵金属、奴隶,以及鞋子、衣服、巧克力、绳索、皮革、火鸡、蔬菜、兔子、猪和各种陶器。16—17世纪为德国银行家发行的专刊《富格尔简报》(The Fugger Newsletter )报道了当时各类贸易兴旺的一面。来自印度支那的一封信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欧洲商人带领五艘船去那里买胡椒运往欧洲的事迹。他说:“开胡椒店是一桩好生意,但是需要很大的热忱和耐性。”这个商人同时把丁香、肉豆蔻、淀粉、肉桂、豆蔻及其他药材运往欧洲市场。

然而,这些贸易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相比,只占历史的一小部分。据对当时历史最有研究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 表示,直到16世纪,整个地中海地区(从法国、西班牙到土耳其)有6 000万~7 000万人口,其中90%的人靠土地维生,只有一小部分的生产供交易使用。布罗代尔说:“有60%,甚至70%的地中海生产活动从未进入市场经济。”这是地中海地区的情形,北欧又如何呢?当地的岩石地和漫长的严冬使农民更难从土地中获利。

我们不妨将工业革命前的第一次浪潮经济分成A和B两个部分,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之后的第三次浪潮经济。在A部分,人们为自用而生产;在B部分,人们为交易而生产。A部分很大,B部分很小。对大多数人而言,生产和消费融合成单一的生活机能。希腊人、罗马人和中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区分这两个部分,他们的词典中甚至根本没有“消费者”一词。在第一次浪潮时代,只有少数人仰赖市场为生,大部分人都活在市场之外。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R.H. 托尼(R. H. Tawney)说:“金钱交易只是自然经济世界的装饰品。”

第二次浪潮大大改变了这一情况。它创造了大量食物、货物和劳务的销售、交易制度,排除了为自用(不论是为生产者个人还是为其家庭)而生产的货物,同时创造出一个没有人(包括农民在内)能够自给自足的文明。每个人都几乎完全依赖别人生产的食物、货物和别人付出的劳动。

总之,工业主义打破了产消合一的局面,使生产者与消费者截然分开。第一次浪潮的融合经济变成第二次浪潮的分裂经济。


市场的意义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其意义。临时形成的小型市场第一次成为人们的生活中心。经济变成了“市场化”的经济,这种现象同时出现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工业社会。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产物,而且往往把这个名词视为“利润经济”的同义词。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交易和市场比利润先出现,而且与利润无关。确切地说,市场只不过是一个交易网络、交换枢纽,货物、服务和消息由此处分配到适当的地点,它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产物。

总之,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生产目的由自用变成交易,因此必须有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必须有市场,但市场不是被动成立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解释了附属于早期社会与宗教文化目标的市场如何为工业社会拟定目标。大多数人被金钱制度吸引,商业价值变成重心,经济增长(以市场规模来衡量)变成政府的主要目标,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一样。

市场是一个自我扩张的系统,正如早期的生产分工鼓励了商业发展,市场的存在鼓励人们更进一步生产分工,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自我扩张的系统也在这一基础上得以成立。

市场爆炸性的扩张使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

然而,在政治方面,第二次浪潮中的政府发现自己被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新冲突撕裂,阶级斗争逐渐被更大、更深的冲突掩盖,生产者(工人和管理者)要求更高的工资、利润和红利,而消费者(也包括前者)要求更低的价格。经济政策就在这个支点上摇摆。

美国消费者运动的蔓延,波兰反对物价上涨的抗议暴动,英国无休无止的有关价格和收入政策的辩论,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孰重孰轻的意识形态斗争,都是生产和消费分离后在各个社会产生的深刻冲突。

除了政治外,文化也受到这一分离现象的影响。此时出现了历史上最拜金、最贪婪、最商业化、最斤斤计较的文化。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同意《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述:“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际关系、亲情、爱情、友情、社会关系都被商业的自利行为腐化了。

对金钱、商品和财物的迷恋并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反映,而是工业主义的结果。这种现象反映出市场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依靠市场而非个人的生产技术获得生活必需品的。

在这种社会里,不论其政治结构如何,买卖、交易的对象都不仅仅是产品,还包括劳动力、思想见解、艺术与灵魂。西方的采购员滥收非法佣金,与苏联的编辑收受作者的回扣作为采用其作品的报酬或水电工要一瓶伏特加作为小费并没有什么不同;法国、英国、美国的艺术家为金钱而写作、绘画,与波兰、捷克的小说家、画家和剧作家出卖他们的创造自由以换取津贴、买一辆新车或其他常人得不到的东西并无二致。

这种腐败现象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市场必须重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把货物从生产者流通至消费者,这种趋势自然赋予控制市场的人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也自然会为这种权力辩解。

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现象成为所有工业社会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特征,并且影响到人的心理和对人格的假设,所有的行为都被视为一连串的交易。继以往建立于友情、亲情、部落、封建关系之上的社会之后,出现了以或明或暗的合约关系为基础的第二次浪潮文明,连夫妻关系都有婚姻合约。

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种角色的分离同时创造了双重人格。同一个人,(身为生产者)被家庭、学校和雇主教育得要节制,要接受培训、控制和约束,要服从命令,成为集体中的一分子,同时(身为消费者)要追求及时行乐,要快乐,不要算计,要放弃纪律,要追求个人的享乐——总之,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尤其是在西方社会里,广告火力全开地对准消费者,鼓励他们冲动消费,“挥霍趁今朝,付款待将来”,这种活动为经济巨轮的运转提供了忠贞不贰的服务。


性别分裂


最后,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劈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同一把巨斧也把工作劈成了两半。这种二分法对家庭生活、性别角色及个人内心的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工业社会,最常见的性别分类就是把男人视为“客观的”,把女人视为“主观的”。如果说这种看法有任何真实性,那它可能并不符合某种不变的生理事实,而是这把看不见的巨斧所造成的心理影响。

在第一次浪潮社会里,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田野或家中进行的,以整个家族为经济单位,而大部分生产是在农村或庄园之中消费的,工作和生活合二为一。每个村庄大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某地区农民的丰收和另一地区毫无关系。在一个生产单位里,大部分工人都可以执行多种工作,因季节、疾病或选择等需要而互相交换工作。工业社会之前的生产分工非常原始,结果第一次浪潮中农业社会的工作特色就是互相依赖的程度很低。

第二次浪潮横扫英国、法国、德国等地,把工作从田野和家中转入工厂,同时,人们工作之间的互相依赖程度也比以前提高了。现在工作需要合作、分工、协调许多不同的技术,工作的成功有赖于数千个分处各地的工人仔细地依照计划配合行动,这些人可能素未谋面。大钢铁厂或玻璃厂如果不能把所需的原料送入自动化工厂,在某些情况下就可能会影响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区域的经济。

互相依赖程度低和程度高的工作之间在角色、责任、报酬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早期的工厂主抱怨工人不负责任——工人不在乎工厂的生产效率,在最需要他们工作时出去钓鱼、玩耍或喝酒。事实上,早期的工人大多是农民,他们习惯于做互相依赖程度低的工作,而且对自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及因自己的“不负责”而引起的减产、故障和错误没有什么认识。同时,由于薪水很少,他们根本没有生产积极性。

在这两种工作的冲突中,新形态的工作似乎占了上风。越来越多的生产转入工厂和公司,农村人口外迁,成千上万名工人变成高度互相依赖系统中的一部分。第二次浪潮的工作方式压倒了第一次浪潮落伍的工作方式。

虽然互相依赖战胜了自给自足,但是没有赢得全面胜利。

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分散的单位,从事生物生产,即生养孩子,传播文化。即便一个家庭没有生育,或者没有好好地抚养孩子,为孩子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也并不一定会危及邻居家的生产任务。换言之,家庭生产仍然是互相依赖程度很低的活动。

家庭主妇仍然执行一些重要的经济功能。她们从事“生产”,但仅是前文提到的A部分(为家庭自用)生产,不是为市场生产。

丈夫投入直接的经济工作,妻子仍然留在家中从事间接的经济工作。男人承担起传统意义上比较先进的工作,女人则处理比较落伍的传统工作。男人向未来迈进,女人则停留在过去。

这种差别造成了人格和精神生活的分裂。工厂和公司的集体工作特性,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强调客观分析和客观关系的重要性。男人从小就为了工作而做准备,他们要进入互相依赖的世界,因此被要求要“客观”。女人从小就准备承担生育、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等工作,这些工作和社会的关系相对疏远,她们被要求要“主观”,因此往往被认为不能做需要客观、理性及分析性思考的工作。

因此,女人一旦离开家庭,外出从事互相依赖的生产工作,就往往被指责为不像女人、冷漠、心肠狠。

同时,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日趋明显,也是因为人们误将男人与生产、女人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男人也消费,女人也生产。总之,虽然女性在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前一直受到压抑,但是近代的“两性之战”大部分应归咎于两种工作方式的冲突,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分离的经济使得性别的分离更为彻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巨斧将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分为二,因而产生了许多重大的改变: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衔接了生产与消费,新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出现了,新的性别角色确定了。然而,这一分离的意义远非如此简单,它意味着所有处于第二次浪潮的社会都将以这种方式运转,并且必须符合某些基本条件。至于生产的目标是不是利润,生产机构是公有的还是私营的,市场是“自由的”还是“计划的”,名称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差别。

只要生产是为了交易,而不是为了自用,只要生产必须经过经济总闸或市场,人们就必须遵守第二次浪潮的某些原则。

一旦这些原则被人们认可,所有工业社会潜在的动力就会被一览无余。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推知第二次浪潮中人们共同的想法,因为这些原则构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基本规则——行为规范。


[1]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编者注





第四章

打破规则



每种文明都有一套潜规则——这一连串规则反复不停地操纵着人类所有的活动。当工业主义风行全球之际,这特殊的潜规则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6个控制人们行为的相关原则。这些原则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性、运动、工作、战争。

今天的学校、企业和政府内部许多激烈的冲突都集中于这6个原则,第二次浪潮中的人自然地运用和维护这些原则,第三次浪潮中的人却指责、攻击这些原则。不过这话题扯得太远了。


标准化


第二次浪潮的这些原则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标准化。众所周知,工业社会可以生产出数百万件相同的产品,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旦市场变得很重要,我们就不仅仅把可口可乐瓶、电灯泡、汽车变速器予以标准化,还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许多其他事情上。最早把握住这个重要观念的是西奥多·韦尔(Theodore Vail),他建立起庞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韦尔在18世纪60年代末担任铁路邮局职员,他注意到没有任何一封信会经由同一路线到达其目的地,邮包来来回回总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韦尔首倡标准化路线的观念——所有前往同一地点的信件都经由同一路线递送,这一观念革新了邮局的工作方式。他后来成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每一户美国家庭安装一部一模一样的电话。

韦尔不仅使电话听筒和所有的零件标准化,而且使其公司的作业程序和管理都迈上标准化之路。他在1908年刊登的广告上辩称自己吞并小电话公司的行为是为了“全盘标准化”,可以节约“设备、线路和管道工程及作业方法、法律工作”的经济成本,当然还包括“统一的作业系统和会计系统”。韦尔认识到,要在第二次浪潮的环境中成功,“软件”,即程序和管理工作,要和硬件一样标准化。

韦尔是塑造工业社会的“伟大的标准化专家”。另一位专家是善于革新的机械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相信可以通过使每个工人的工作步骤标准化,迈上工作科学化之路。20世纪初,泰勒断言每份工作都有其最好(最标准)的执行方法、最好(最标准)的工具和明确(最标准)的完成时间。

他以此哲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管理大师,与弗洛伊德、马克思、富兰克林等齐名。不仅汲汲于榨取工人最后一点儿生产力的资本家赞扬泰勒主义,效率专家、按件计酬计划、进度制定者应运而生,而且共产主义者也加入热情赞扬泰勒的行列。事实上,列宁鼓励社会主义的生产作业实施泰勒的方法。列宁是工业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标准化的热情信仰者。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雇佣程序和工作逐渐标准化。标准化测验被用来辨别和剔除不合格者,尤其是在行政事务领域。整个行业的待遇水准、福利、午餐时间、休假制度、投诉方式都被予以标准化。为了让年轻人适应就业市场,教育家设计出标准化的课程。比奈 [1] 和特曼 [2] 等人设计出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学校的评分制度、教学方式和授予学位的规定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测验盛行一时。

同时,大众传播工具散播标准化的影像,让千百万人观看同样的广告,阅读同样的新闻、同样的短篇小说。政府禁止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加上大众传播的影响,使得威尔士语和阿尔萨斯语 [3] 等方言几乎完全消失。“标准的”英语、法语、俄语取代了“不标准的”语言。外观大致相同的加油站、广告牌、房屋随处可见,国家的各个地区越来越相似。标准化的原则遍布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深一层来看,工业文明需要标准化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为法国带来工业时代的法国革命,首先淘汰了工业时代以前欧洲盛行的拼凑式测量单位,代之以公制单位和新历。统一的测量标准经由第二次浪潮被带到许多地方。

同时,由于批量生产需要标准化的机器、产品和生产方法,不断扩张的市场需要标准化的货币,甚至标准化的价格。以往货币是由银行、私人和国王发行的。直到19世纪,美国部分地区仍然使用私人铸造的货币,加拿大直到1935年仍然如此。工业化国家逐渐禁用各种非官方货币,以单一标准的货币取而代之。

甚至到19世纪,工业国家的买卖双方仍然在开罗市场上为每一桩买卖讨价还价。1825年,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移民A. T. 斯图尔特(A. T. Stewart)在纽约开了一家干货店,他的不议价作风令顾客和竞争者大吃一惊。这种不议价政策——价格标准化,使斯图尔特成为“当代商界之主”,同时为批量销售扫除了主要障碍。

前进中的第二次浪潮思想家力排众议,坚持标准化是合乎效率的,因此第二次浪潮无情地使用标准化原则消灭一切差异。


专业化


第二个风靡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原则是专业化。第二次浪潮消灭了多样化的语言、休闲和生活形态,因此更需要多样化的工作。第二次浪潮加速了劳动分工,以狭隘的专家和只做一份工作的工人——泰勒作风,取代了多面手的农民。

早在1720年,英国一份名为“关于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报告中即指出,专业化可以使用“较少的时间和劳力”把工作做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卷首特别强调:“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曾经写下一篇谈论制造别针的文章,被誉为经典之作。他说,一个老式的工人如果独立进行所有的作业,一天最多只能做出20个别针,可能连一个也做不出来。相比之下,斯密谈到他所参观的一家“工厂”,由10个专业化工人操作18个不同的作业程序,每人负责一个或多个步骤。他们每天可以生产4.8万个别针,每人平均生产4 800个。

19世纪,工作逐渐转入工厂,生产别针的故事一再上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的人员成本也逐渐上升。工业化的反对者指责高度专业化的重复劳动使工人的非人性化程度加深了。

1908年,当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车系列时,完成一个单位的作业程序不再是18个,而是7 882个。福特在其自传中指出,在这7 882个作业程序中,有949个需要由“身强力壮、体力绝佳的男人”完成,有3 338个需要由“一般”体力的男人完成,其余的工作可以由“女人或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孩”完成。他冷酷地说:“我们发现,有670个作业程序可以由无腿的人完成,2 637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完成,2个可以由没有胳膊的人完成,715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完成,10个可以由盲人完成。”总之,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只需要部分肢体即可。由此可见,过度专业化将人仅仅视为劳动工具。

批评家将这归咎于资本主义,但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常见的极度专业化都根植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如果没有精细的专业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就不可能像日本或者美国一样经营工厂——美国劳工部在1977年发布了一份包括两万种不同职业的名册。

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专业化带来了专门职业的兴起。某些专家趁机垄断独门知识,使新进者无法逾越,因而产生了专门职业。随着第二次浪潮的发展,市场将知识所有者和客户连接起来,把他们清晰地分割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健康也被视为一种产品,由医生和“健康运输”机构提供,而不是病人自我治疗(为自用而生产)的结果;教育应该由学校教师“生产”,由学生“消费”。

从图书管理员到推销员,各种职业团体都极力争取被称为专业人员的权利,并且订立加入其所在专业的标准、价格和条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说:“我们的文化被专业人员霸占了,他们称我们为‘客户’,并且规定了我们的‘需求’。”


同步化


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结果也迫使第二次浪潮中的人改变对时间的态度。在依赖市场的制度下,不论是计划性市场还是自由开放的市场,时间都等于金钱。昂贵的机器不容闲置,它们以自己的节奏开展工作。因而产生了工业文明的第三个原则:同步化。

即使在原始社会,工作也必须与时间密切配合。外出狩猎的人常常需要协同配合以捕猎同一猎物,渔猎的人必须协力划船和拖网。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汤姆孙(George Thomson)多年前指出,不同的劳动号子代表不同的体力要求。船夫以简单的两音节声音“噢——呸”来代表劳动时间的节奏。第二个音节是出力最大的时刻,而第一个音节是准备的时间。他还发现,拖船比划船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所以出力的时刻间隔更长。爱尔兰人拖船时的劳动号子是“吼——哩——吼——哈”,在最后出力前的准备时间较长。

第二次浪潮带来了机器,劳动号子已不复闻。在此之前,同步化的工作多半出自劳动者身体器官的需求,来自季节的流转、生物过程、地球的自转和心跳的节奏。第二次浪潮社会却根据机器的节奏运行。

随着工厂式生产的蔓延,高昂的机器成本和紧密的劳工关系都需要更精密的同步化作业。如果工厂中某一群工人完工太迟,其他人的工作就将被耽搁,所以在农业社会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的守时观念,在工业社会却成为必需,钟表也开始普及各地。18世纪90年代,钟表在欧洲已经成为常见的东西。用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说法,“正是在工业革命要求劳工更为同步化之时”,钟表得以普及。

在工业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要有时间观念。学生在上课铃响时就要到校,因此参加工作后,哨音一响,他们就会准时到达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以时间为单位,被分成以秒计时的程序。“朝九晚五”成为数百万名工人的作息时间。

受到同步化影响的不只是工作,所有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不论出于对利润还是政治因素的考虑,人们的社交生活均受到时钟的摆布,以配合机器的需要,把一部分时间拨给休闲。标准长短的假期、休息时间和工作计划时间遍布各地。

学生按照统一的时间入学和毕业,医院同时唤醒所有的病人共进早餐,交通高峰期道路拥堵不堪,广播频道把娱乐节目都安排在同一个时段——“黄金时段”播放。每一家企业都有其旺季和淡季,供应商和分销商与之采取同一步调。同步化的专家出现了,包括工厂监工者、制表员、交警、研究时间的专业人员。

也有人反对这种工业化的时间制度。性别差异再次出现了。参与第二次浪潮工作的人——多半是男人,成为最守时的人。

第二次浪潮中的丈夫不断抱怨妻子害他们久等,说她们没有时间观念,永远在梳妆打扮,约会总是迟到。女人多半独立负责料理家务事,不受机器运转节奏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认为他们迟钝、不可信赖。“他们不准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守不守约。”这些抱怨可以追溯到高度互相依赖的第二次浪潮的工作与集中于田野和家庭的第一次浪潮的工作的区别。

一旦第二次浪潮成为主流,就连个人的生活习惯也被套入工业步调的模式中。在美国、新加坡、瑞典、法国、丹麦、德国和日本,由于整个文明在标准化和专业化之外,还应用了同步化的原则,家家户户都以差不多一样的步调同时吃饭、出门、工作、回家、上床、睡觉。


集中化


市场的崛起产生了另一个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原则——集中化。

第一次浪潮社会依靠来源非常分散的能源,第二次浪潮社会则几乎完全依赖高度集中的化石燃料。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不仅能源集中,而且人口也趋于集中,农村人口被重新分配到大都市中心。甚至连工作也趋向集中:在第一次浪潮社会,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在家中、在乡村、在田野,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工作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的,数千名工人集中在同一屋檐下工作。

除了能源和工作趋向集中化外,斯坦·科恩(Stan Cohen)在英国社会学刊物《新社会》 (New Society )中指出,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外,在工业主义出现以前,“穷人要么待在自己家,要么去亲戚家;犯人被囚禁、鞭打或四处流逐;疯子被关在家里,如果没有钱过活就由地方予以补助”。总之,这些人遍布各地。

工业革命改革了这一情况。事实上,19世纪初被称为“大监禁时代”——当时,犯人被集中关在监狱里,精神病患者被集中关在疯人院里,孩子被集中关在学校里,就像工人被集中关在工厂里一样。

集中化的趋势同样见于资本往来,第二次浪潮文明产生了大公司,以及托拉斯和垄断企业。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占全美汽车产量的94%;在德国,大众、奔驰、欧宝和德国福特4家公司占有91%的全国汽车产量;在法国,雷诺、雪铁龙、西姆卡和标致占有100%的市场份额;在意大利,菲亚特一家占有90%的全国汽车产量。

同样地,在美国,80%以上的铝、啤酒、香烟和早餐食品是由四五家该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在德国,92%的石膏板和染料、98%的摄影胶卷、91%的工业用缝纫机,都是由相关行业的4家及4家以下龙头企业生产的。这样高度集中化的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

社会主义的管理人员也相信集中化生产“很有效率”。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集中化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完全集中的必经步骤。列宁曾说,要“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半个世纪以后,苏联经济学家N. 列柳欣娜(N. Lelyukhina)在《经济学问题》(Voprosy Ekonomiki )杂志上声称:“苏联拥有世界上最集中化的企业。”

不论是能源、人口、工作、教育还是经济组织,第二次浪潮文明集中化都深刻地渗透在各个方面。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在理论上的确不存在任何分歧。


极大化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也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制造出固执的“庞大热”——一种“得克萨斯式”的对庞大和增长的迷恋。如果工厂延长流水线能降低单位成本,那么同理,规模扩大也会使其他活动变得更具经济效益。“大”变成“效率”的同义词,而极大化也成为工业社会的第五个重要原则。

大家都爱吹嘘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自己的国家拥有最高的摩天楼、最大的水坝、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同时,由于巨大是增长的结果,大部分工业化政府、公司和其他组织都疯狂追求增长。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每天都要合唱:


……竭尽全力,提高产量,

把我们的货物送给全世界人民,

无休无止,永不间断,

像喷泉中涌出的水流,

增长,企业,增长,增长,增长!

和谐又真诚!

松下电器!


1960年,美国度过了传统工业化的阶段,开始感受到第三次浪潮变化的影响,当时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每家平均雇用8万名员工。通用汽车公司雇用了59.5万人,西奥多·韦尔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雇用了73.6人。也就是说,以当年平均每户3.3人计算,有200万人依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薪水维生——相当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创立美国时全国人口的半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后来通过兼并成为更庞大的企业,在1970年,它雇用了95.6万人,并曾在12个月内就增加了13.6万名员工。)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特例,当时美国人也特别迷恋庞大的组织,但“庞大热”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1963年,法国有1 400家公司(只占法国公司总量的0.002 5%)雇用了全国38%的劳动力。联邦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主动鼓励合并以创造规模更大的公司,因为它们相信大规模有助于它们的企业和美国大公司竞争。

规模极大化并不单单是利润极大化的反映。马克思把企业扩大规模和实质能力的发展相提并论。列宁认为,“大企业、托拉斯和联合组织使批量生产技术达到最高发展水准”。他在俄国革命后给企业界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苏联企业合并成少数几家大企业。斯大林更雷厉风行地推行极大规模,建立了新的大工程——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设立了钢铁中心,在扎波罗热设立了巴尔喀什湖炼铜厂,在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设立了拖拉机工厂。斯大林通常要知道某一座美国工厂有多大,然后下令建一座更大的工厂。

列昂·M. 赫尔曼(Leon M. Herman)博士在《苏联经济计划的庞大热》(The Cult of Bigness in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中说:“事实上,在苏联各地,地方政客竞相吸引‘世界上最大的工程’。”1938年,共产党警告大家要留心“庞大热”,但是并没有起到作用。即使在今天,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袖也仍然是赫尔曼所谓的“庞大热”的牺牲者。

这种对规模的执迷来自第二次浪潮对“效率”的狭隘假设。工业主义对庞大的迷恋不仅限于工厂而已,同时还反映在许多不同资料综合成的统计工具——GNP(国民生产总值)上,这是将一个经济社会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价值合计起来,用以衡量这一经济社会“规模”的工具。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经济学家的这种统计有许多错误之处。从GNP的角度看,不论产出的是食品、教育、健康服务还是军需品,都没有任何区别。雇一群人来盖房子和拆房子都会提高GNP,虽然前者增加建筑物的数目,后者减少之。GNP只衡量市场活动和市场交易,因此忽视了无酬生产(如育儿和家务劳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政府无视这些缺点,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提高GNP,甚至冒着破坏生态和引发社会灾害的危险来扩大规模。庞大热的原则深植于工业社会的人们心中,成为最合理的原则。极大化与标准化、专业化等其他工业化原则并行不悖。


集权化


最后,所有工业国家都把集权看作一门艺术。虽然教会及第一次浪潮的统治者都知道如何集中权力,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并不复杂,和工业社会实行彻底集权的人相比,他们差得太远了。

所有复杂社会都需要集权和分权联合作业。在由各地自行生产所需的分权式第一次浪潮社会经济进入统一的第二次浪潮国家经济后,全新的集权方法产生了。这些方法出现于个别公司、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各个层面。

早期的铁路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与其他企业相比,铁路公司是当时的“巨人”。1850年,美国只有41家工厂拥有25万美元以上的资本,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早在1860年就宣称拥有3 000万美元的资本。我们需要以新方法来经营这类庞大的企业。

早期的铁路公司管理人员就像今天的太空计划管理人员一样,必须发明新的技术。他们把技术、票价、行程都予以标准化;他们使几百英里 [4] 的作业同步化;他们创造了专业化的工种和部门;他们集中资本、能源和人员,极力扩大营运网络的规模。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们以统一资料和指挥为基础,创造出新的组织形态。

员工被分配在“线路”上和“指挥”系统中。每日报告用以提供车辆调度、货运量、赔损、货运失事、机车修理、行驶里程数等资料。这些资料集中于指挥中心,被送达总监手中,由他做决定,再把命令向各线路下达。

正如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所言,铁路很快就成为其他大型组织的模范,而集权化的管理被认为是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最先进、最成熟的工具。

在政治方面,第二次浪潮也鼓励进行集权化。美国早在18世纪80年代末就用比较集权的《美国宪法》取代了《邦联条例》。第一次浪潮的乡村团体反对中央政府的集权作风,但是由汉密尔顿领导的第二次浪潮商业利益集团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5] )中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出于军事和外交原因,更是为了经济上的增长。

1787年产生的《美国宪法》是一次巧妙的妥协。由于第一次浪潮的势力仍然很强,《美国宪法》为各州而非中央政府保留了很大的权力。为了避免中央政府过于集权,《美国宪法》中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但是其表述留有余地,允许联邦政府大肆扩张其权力。

工业化推动政治体系朝更集权的方向发展,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因而取得了大量的权力和责任,将更多的决策权把持在中央手中。同时,联邦政府的权力由国会和法院转移到三权分立中最集权化的行政机构。尼克松执政时,曾被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他自己也曾强烈主张中央集权化)抨击为“帝王总统”。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政治集权的趋势更强烈。乍看之下,和瑞典、日本、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的制度显得相当分权。《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Without Marx or Jesus )一书的作者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cois Revel)即指出政府如何应对政治抗议事件:“在法国,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人们根本不用去问禁令来自何处。如果是重要的政治示威,那么禁令必然来自(中央)政府。”雷维尔说:“在美国,如果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每个人都会先问:‘谁下的禁令?’”雷维尔指出,这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自治决定。

一度分权的经济也逐渐迈向集权,此时出现了一个重大创造,它的名称即已泄露了其目的:中央银行。

1694年,工业时代正蓄势待发,纽科门仍然在笨拙地敲打着蒸汽机,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已经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类似集权机构的模范。在第二次浪潮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打造这种控制货币和信用的机器。

佩特森的银行出售政府公债,发行政府支持的货币,后来又开始约束其他银行的贷款作业,最后垄断了今日所有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集中控制货币的发行。1800年,法兰西银行出于同样的目的宣告成立。1875年,德国国家银行也成立了。

在《美国宪法》通过后不久,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央银行之争。第二次浪潮政策最精明的推动者汉密尔顿要依照英国模式设立国家银行,仍旧靠农业维生的南方人和西部拓荒者反对他的想法。然而,借着东北部工业集团的协助,汉密尔顿促成立法,成立联邦银行——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身。

中央银行由政府控制,调节市场活动的水平和利率,为资本主义经济引入非官方的短期计划。货币流通于第二次浪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条干道。两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也都创造出集权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携手合作。集权化成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以上所提到的6个原则是指导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通用纲领。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极大化、集权化这6个原则被应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原则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及市场不断扩张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这些原则彼此互相强化,促成了官僚制度的崛起,产生了世界上最大、最严格、最有力的官僚机构,使个人徘徊在卡夫卡式 [6] 的大机构阴影下。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受到这些机构的压迫,就可以追溯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潜在规范。

这6个原则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烙下了清晰的印记。今天,这些基本原则正遭到第三次浪潮力量的攻击。

应用这些原则的第二次浪潮领导阶层也遭到袭击。不论是商业界、银行、劳工关系、政府、教育还是传播工具,新文明都正在向所有旧文明的庞大团体发起挑战。

在即将来临的动荡局势下,所有工业社会的领导阶层(一向习惯于制定规则者)都会走上以往封建领主同样的道路。有些人会被超越,有些人会被淘汰,有些人会变得不再重要或者地位降低,而那些最聪明、适应力最强的人则会成为第三次浪潮文明的领导人物。

要了解谁是第三次浪潮时代的主宰者,首先必须弄清楚谁是今日的主宰者。


[1] 比奈,指比奈·阿尔弗雷德(Binet Alfred,1857—1911),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编者注

[2] 特曼,指刘易斯·麦迪逊·特曼(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目前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智商测试就是他发明的。——编者注

[3] 阿尔萨斯语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一种语言,其使用区域主要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地区。——编者注

[4] 1英里≈1.609 3千米。——编者注

[5] 原书省略单词Papers。——编者注

[6] 卡夫卡式,在此处可理解为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和作风。——编者注





第五章

技术专家的权力



“谁是主宰者?”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二次浪潮时代的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没有理由问这个问题。不论主宰者是国王、巫师、将军、太阳神还是圣人,人们对谁握有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力都没有异议。衣衫褴褛的农夫从田野中抬头仰望,看到辉煌的皇宫和修道院浮现于地平线上。他们不需要政治学家和新闻评论员来解答权力的谜语,每个人都知道是谁是统治者。

然而,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新的权力出现、扩散、消失。掌握权力的人变成名不见经传的“他们”,“他们”是谁呢?


整合者


我们知道,工业主义把社会划分成千上万个相互依赖的部分——工厂、教堂、学校、工会、监狱、医院等。工业主义破坏了教堂、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指挥关系,把知识变成专业化的培训,把工作细分化,把大家族分散成小家庭。就这样,它粉碎了人们原来的生活和文化。

有些人不得不把事情拼凑成另一个不同的形状。

在这种需求下,产生了许多以整合为己任的新型专家。他们自称执行官、行政委员、协调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官员、管理人员,他们在每家企业、每个政府,以及社会的每个阶层中不断涌现。他们证明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整合者。

他们决定角色,分配工作;他们决定人们的工资报酬;他们制订计划,发布标准,颁发或取消资质;他们把生产、分配、运输和通信连在一起;他们订立组织的应变规则。总之,他们把社会拼凑起来,没有他们,第二次浪潮的制度永远无法得以推行。

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认为,拥有工具和技术(生产资料)的人可以控制这个社会。他指出,工作是互相依赖的,工人可以扰乱生产,从老板手中获得工具。一旦他们拥有了工具,就可以统治社会。

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把更大的权力交给一个新团体——协调和整合系统的人。最后,拥有权力的不是老板,也不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整合者登上权力顶峰。

权力不是来自拥有“生产资料”,而是来自控制“整合资料”。让我们探讨一下其中的意义。

在企业界,最早的整合者是工厂所有者、企业家、厂长。这些人加上少数几个助手往往就可以协调大批无技术的工人,把农场变成更大的经济单位。

在当时,所有者和整合者是同一人,难怪马克思混淆了这两者,过于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生产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专业,企业界发现,介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管理人员与专家人数突然大幅增长,纸上作业迅速蔓延。很快,在大公司里,包括所有人和主要股东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全盘作业。所有人的决策都要接受协调整个系统的专家的修改和控制。因此,新的管理阶层出现了,他们的权力不再依附于所有权,而在于整合方法。

管理者的权力不断扩张,股东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公司的规模扩大,小业主将股份出售给更多分散的股东,这些股东中很少有人了解企业的实际作业。股东逐渐开始依赖他们雇用的管理人员来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甚至制定公司的长期目标和策略。董事会在理论上应该代表所有者,可是对于他们应该指挥的作业,董事会成员却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熟悉。同时,由于个别的私人投资减少,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及银行信托部门等机构的间接投资增多,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就更没有控制权了。

对于整合者的新权力解释得最清楚的人可能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W.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布卢门撒尔在进入政界之前曾掌管奔德士公司,有人问他是否希望有一天能拥有奔德士公司,他回答说:“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控制权。身为总经理,这正是我所得到的!我们下周要举行股东会议,我手中有97%的选票,而我只‘拥有’8 000股。我认为控制权才是重要的东西。我想要控制这个庞然大物,并且以建设性的方法来运用控制权,而不是去做其他人要我去做的蠢事情。”

企业政策因而逐渐取决于公司雇用的经理或财务人员,而非真正的所有者,更不是工人。整合者成为主宰者。


整合引擎


整合一家企业,甚至一个行业,都只是人们该做之事中的一小部分。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发展出了许多机构,从工会、贸易协会到教堂、学校、健康诊所、娱乐团体,处处都必须根据可预测的规则行事。法律是必需的。最重要的是,信息领域、社会领域、科技领域必须携手合作。

伴随第二次浪潮文明整合需求而来的是更大的协调者,即整个系统的整合引擎:庞大的政府。由于整个系统迫切需要被整合,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庞大的政府应运而生。

政治煽动家一再呼吁缩小政府的规模,然而一旦踏入政界,这些领导人物就不断扩大而非缩小政府的规模。这种口号和行动上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能认识到所有第二次浪潮政府的最高目标都是建立和维护工业文明。在这个前提之下,所有的次要差异都消失了。党派和政客可能会为其他事情争论不休,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默契十足。不论他们唱的是什么论调,庞大的政府都是默契中的一部分,因为工业社会要靠政府来执行必要的整合工作。

根据政治专栏作家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的说法,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即使是在过去三任共和党的领导之下,也从来没有停止扩大。“原因很简单,即使伟大的魔术师霍迪尼(Houdini)也不可能在不造成严重有害后果的情况下把它解散。”

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干涉了经济,可是如果让私营企业自行发展,就算工业化会出现,其发展速度也必然较为缓慢。政府加快了铁路的发展,建设了港口、道路、运河和公路,经营邮政服务,建立并且管制电报、电话和广播系统,制定商业规范,建立标准化的市场,运用外交政策的压力和关税政策来帮助本国企业的发展。政府将农民逐出农田,使其进入工业的劳动力市场。政府往往还通过军事途径支持能源和提升科技,并在不同层面上担负起其他机构无法执行的整合工作。

政府是最大的推动者。政府的强制力和税收收入可以用来推动私营企业无力承担的工作。政府以可弥补系统漏洞的方法来加速工业化的步调,赶在私营企业觉得有利可图之前采取行动。政府可以执行“预先整合”的工作。

政府制定大众教育制度,不仅使年轻人将来能担任工业社会劳动力的角色,由此惠及企业界,而且鼓励核心家庭的发展。政府让家庭放下教育及其他传统的功能,促使家庭结构配合工厂制度的需要,因而从不同层面统一了复杂的第二次浪潮文明。

当然,整合的重要性提升,使政府的实质和形态也发生了改变,总统和首相逐渐视自己为管理者,而非社会和政治领袖。在个性和态度上,他们与大公司和大企业的经营者几乎毫无分别。除了按照惯例口头上承诺的民主和社会正义外,工业世界的尼克松、卡特、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德斯坦、大平正芳等政治领袖在执政之前都只是许诺有效率的管理而已。

因此,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同样的形式——大公司或大型生产组织和庞大的政府机器。马克思预言工人会掌握生产资料,亚当·斯密的追随者相信资本家会保有权力,然而一股全新的力量却向这两者发起了挑战。权力专家夺取了“整合资源”,以及对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第二次浪潮社会是由整合者统治的。


权力的金字塔


这些权力专家自己组织成领导阶层和分支领导阶层。每个行业、每个政府的分支机构很快就都有了自己的制度和自己掌权的“他们”。

运动、宗教、教育各有其权力的金字塔。科学制度、防卫制度、文化制度逐一兴起。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权力被分配给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这类专门的领导阶层。

这些专门的领导阶层也为遍及所有专门职业的一般领导阶层所统一。在资本主义国家,杰出的商人和律师参与市政委员会。因此,我们在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所看到的是由整合者、官僚和行政主管组成的专业团体,这些人又由一群整合者加以协调。


超领导阶层


最后,在较高阶层担任整合工作的是负责投资分配的“超领导阶层”。不论在财政方面还是在企业方面,也不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苏联计划委员会,工业社会中负责主要投资分配的人都设下了限制,而整合者不得不采取行动。一旦拟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决策,不论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是在莫斯科,它都限制了未来的选择余地。由于资源稀少,除非成本已经摊提完毕,否则我们不能随便拆毁贝塞麦转炉或捣毁工厂和生产线。因此,一旦资本储存固定了其中的变量,未来的管理者和整合者就受到了束缚。这些不露面的决策者控制了投资的权力,形成所有工业社会的超领导阶层。

结果,在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出现了一个平行的领导阶层。这个潜在的权力阶层在每一次危机和政治动荡后都会再生。姓名、口号、党派、候选人可能会改变,革命可能会来而复去,新面孔可能会出现在红木办公桌之后,但基本的权力结构依然不变。

过去300年里,各个国家的反叛者和改革者企图推倒壁垒,根据社会正义和政治平等原则建立新的社会。这些运动以自由作为承诺,一度激发了数百万人的热情。革命分子不断去撼动当时的政权。

然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反叛者在推翻旧政权之后都在自己的旗帜下重新创造了一个相类似的由分支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和超领导阶层组成的结构。对第二次浪潮文明而言,这一整合结构和权力专家就像工厂、化石燃料、核心家庭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业制度和它所许诺的民主事实上是相互矛盾的。

工业国家可以通过革命的行动被迫游移于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之间,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些国家不能没有强大的整合阶层。

今天,第三次浪潮开始冲击这座管理权力的城堡,这一权力系统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要求参与管理决策,要求工人、消费者和公民共同制定决策,要求预期的民主。这些呼声传遍了各国。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方法,即减少等级分化、增加项目小组。权力分散的压力增大,管理者越来越依赖下属提供的资料,领导阶层本身也越来越不持久、不稳定。这些现象都是早期的警报——指出政治制度即将面临动荡。

第三次浪潮已经开始袭击这些工业结构,为社会和政治改革带来惊人的新机会。将来,惊人的新机构将会取代我们落伍、压抑、行不通的整合结构。

在谈到这些可能性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析垂死的制度,透视落伍的政治制度,了解它如何配合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结构,如何支持工业社会及其领导阶层,然后我们才会了解为什么这个制度不再适用、不再为人们所接受。





第六章

潜在的蓝图



对法国人而言,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事莫过于美国总统竞选奇观了:大嚼热狗、拍肩握手、亲吻孩童、客气地拒绝预选、全国代表大会,紧接着疯狂地筹募基金、亲临各地、发表演说、做电视广告——都是假借民主之名。同样地,美国人也很难理解法国人选领袖的方法。当然,让美国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还有温和的英国大选、荷兰自由放任的二十几个政党、澳大利亚的优先投票制度、日本各党派的轮流执政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看似各不相同。更让美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和东欧的一党选举。谈到政治,没有哪两个工业国家是相似的。

然而,一旦抛开地域观念,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在表面的差异下潜藏着许多极为相似之处。实际上,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政治制度似乎都建立在同一张潜在蓝图上。

第二次浪潮革命家推翻了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领导阶层之后,面临制定宪法、建立新政府、重新设计新政治机构等任务。他们在创造的狂热中辩论新观念和新结构。他们在各地争论代议的性质。谁应该代表谁?代表是应该懂得如何替人民投票,还是应该相信人民自己的判断力?政府公职任期应长应短?各个党派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各个国家的新政治制度即源于这些冲突和争论。仔细观察这些制度,我们会发现它们是此前第一次浪潮的假设和工业时代带来的新观念的混合体。历经漫长的农业文明之后,第二次浪潮政治制度的创立者很难想象建立于劳动力、资本、能源和原料而非土地之上的经济。土地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因此地域因素深植于我们的选举制度之中。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及英国等工业国家的议员都不是依照社会阶层、职业、人种、性别、生活方式等标准被选拔出来的,他们只是一个特定地区居民的代表。

第一次浪潮中的人口流动很少,因此工业时代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假设人们一辈子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直到今天,居住权仍是选举规则中的要项。

第一次浪潮中的人生活节奏很缓慢,通信方式很原始,一个消息由费城国会传到纽约可能要花一周时间,华盛顿的一篇演说可能要花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传遍全国。迟至1865年,林肯遇刺的消息还要花12天才能传到伦敦。由于需要众人共议的事情进展很缓慢,国会的代议政体向来被视为“深思熟虑”——可以慢慢考虑他们需要讨论的议题。

第一次浪潮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很无知,因此人们相信,那些代表,尤其是选自受教育阶层的代表自然会做出比大众更为明智的决定。

虽然第二次浪潮革命家在政治制度中引入了第一次浪潮的假设,但他们也把眼光投向未来,因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反映出当时最新的技术观念。


机械狂


工业时代早期的商人、知识分子、革命家都被机器催眠了。他们被蒸汽机、时钟、织布机、水泵筒、活塞迷住了,因此他们根据当时简单的机械技术原则建立了无数类似的制度。像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既是科学家、发明家又是政治革命家,绝非偶然之事。

他们在牛顿伟大发明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下长大。牛顿在探索宇宙之后,断言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时钟,按照准确的机械规律运行。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拉·梅特里(La Mettrie)在1748年宣称,人本身就是一部机器。亚当·斯密后来把机器的理论引用到经济上,认为经济是一个系统,而系统“在很多方面和机器很相似”。

在谈论到《美国宪法》的争论时,麦迪逊曾经指出,必须“重新塑造系统”,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以“不断过滤”的方式来选择公职人员。《美国宪法》本身就像大钟的内部结构,充满了“制动机和平衡轮”。杰斐逊也提到“政府机械”一词。

美国的政治思想中充斥着飞轮、锁链、齿轮、制动机和平衡轮的声音。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发明了“政治机器”,随后,美国部分地区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机器:纽约市有了“特威德机器”,田纳西州有了“克伦普机器”,新泽西州有了“黑格机器”。直到现在,美国政界人士仍然在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准备政治“蓝图”“机械选举”“蒸汽轧路机式”或者“铁路式”的方案。在19世纪的英国,克罗默(Cromer)爵士构想出一个“可以保证机器各个部件协调运转”的帝制政府。

这种机械化思想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列宁认为国家“只是一部资本家用来压制工人的机器”。托洛茨基(Trotsky)提及“资产阶级社会机械结构的所有轮子和螺丝”,同时以同样机械化的语气来述说革命党的机能,他称呼这种机能为强有力的“仪器”,并指出“和任何机械一样,仪器本身是静止的……物体的运动要能克服死的惯性……因此,蒸汽的动力在转动飞轮之前必须克服机器的惯性”。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革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浸淫于这种机械思考之中,几近盲目地相信机器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发明了带有许多早期工业机器特色的政治制度。


代议制度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革命家所制定的政治结构是基于代议的基本观念的。每个国家采用一部分标准,这些标准来自所谓的全球代议制度。

这些标准包括:

1. 个人有选举权。

2. 党派集聚选票。

3. 候选人赢得选举后立刻成为选举人的代表。

4. 在立法机关(国会)里通过选举的方式,由代表制定法律。

5. 行政首长(总统、首相、政党秘书)把原料以政策的形式放入立法机器,然后执行最后的法令。

选票相当于牛顿机械论中的“原子”。选票由政党收集,而政党又成为制度的“复印本”。政党从各个渠道把选票集中起来,把它们输入选举计算机,按照政党的势力予以混合,产生“民众意愿”——这是推动政府机器运转的基本燃料。

代议制度的标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并运用。在有些地方,凡是超过21岁的人都可以投票;在有些地方,只有白种男人有选举权。在某个国家,整个选举程序只是独裁者走走过场;在另一个国家,选举结果确实代表大多数民意。有些国家是两党执政,有些国家是多党执政,还有一些国家则只有一党执政。然而,历史的轨迹很清晰,不论政党如何修正、重组,所有工业国家正式的政治机能所采用的都是同一套基本制度。

正如工厂代表了整个工业科技领域,代议政府(无论如何变化多端)也成为每个“先进”国家的地位象征。事实上,在殖民者的压力和自身盲目效仿心理的驱使下,许多非工业国家都匆忙建立起同样正式的制度,运用同样的全球代议政体。


全球法律工厂


“民主机器”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州、县、地方政府,甚至议会都予以采用。今天,仅在美国,各大都市就有50万名民选的公职人员和25 869个地方政府单位,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选举活动、代议政体和选举方法。

在非都市地区,有数千部这类代议机器,全球总数不下千万。在瑞士各州、法国各区、英国各郡、加拿大各省、波兰各区、新加坡、海法、大阪、奥斯陆,公职候选人瞬间变成代表。至少有1万部这类机器在第二次浪潮国家制定法律、政令、制度和规则。

理论上,正如每个人和每张选票都是一个微小的单位,每个政治单位——国、省、地方,也都被视为微小的存在。每个单位都有其精心界定的权限、权势、权利和责任。各单位依阶层形态组合在一起,由上而下,由国到州到地区再到地方权力,但是工业制度日趋成熟,经济逐渐统一,每个政治单位的决策都会触及其权限以外的地带,引起其他政治体系的反应。

日本国会关于纺织业的决定会影响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就业和芝加哥的福利事业。美国国会表决外国汽车的配额会增加名古屋和都灵的地方政府的工作负荷。政界人士一度可以自行决策,不干扰他们权限以外的地带,但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了。

到20世纪中叶,全球各地许多表面上很独立的政治团体,通过经济来往,广泛的旅游访问、移民和通信,不断互相影响。

各种代议制度也因而逐渐形成一部看不见的超级机器:一座全球法律工厂。我们现在就要看看这个全球体系的杠杆和控制轮如何操纵,以及由谁操纵。


选举仪式的充分保证


代议政府源于第二次浪潮革命的解放之梦,它比早年的权力制度迈进了一大步,在技术上的胜利远超蒸汽机和飞机。

代议政府摒弃了世袭制,代之以有秩序的政权转移。它为社会各个阶层开启了反馈通道。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个团体的歧见得以和平解决。

代议政府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一人一票的观念,帮助贫弱者从担负社会整合责任的权力专家手中获得利益。基于上述理由,就整体而言,代议政府的普及乃是历史上人性化的一大突破。

然而,代议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其承诺。不论我们如何运用想象力,如何下定义,它本身都不是由人民控制的政治。它确实无法改变工业国家的潜在权力结构——分支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和超领导阶层。事实上,代议机能不仅没有削弱管理阶层的控制力,反而变成他们掌握权力的一种主要整合工具。

选举不仅关乎输赢,而且为领导阶层承担起一项强有力的文化功能。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选举造成了人人平等的假象。选举提供了群众程序的保证,传递给人们一个观念——选择的进行是系统性的,和机器一样规律,因此自然是合理的。选举在形式上向选民担保,他们仍然是主宰者——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有选择领袖的权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确保履行选举程序往往比选举结果更为重要。

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在各地运用不同的手法操纵政治机器,他们可以控制党派的数目或者左右选举的合法性。然而,选举的仪式(有人会认为是闹剧)却在各地上演。

同时,虽然有民主改革者和激进者的努力,领导阶层仍然保有永久控制代议政府的能力,人们提出许多理论来解释个中原因,但是多半都忽略了这一制度的机械本质。

如果以一个工程师而非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制度,就会突然发现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关键因素。

工程师往往把机器分成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一种是间歇作业,称为“分段处理”的机器;另一种是不间断作业,称为“连续流程”的机器。一般的打孔机即属于前者,工人把一叠金属片放入机器,把它们压成所要的形状。一叠压完,机器就会停止,等候新的一叠出现。后者如炼油厂,一旦开工就永远不会停止。一天24小时,石油流经各个输油管道。

如果我们注意到全球法律工厂断续的选举制度,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部典型的分段处理机器。大众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段选择候选人,时间一过,正式的“民主机器”就又开动了。

各个有组织的机构、游说团体和权力传播者发挥的却是持续的影响力。企业界和政府机构的说客在委员会前做证,组成蓝带审查小组,参加同样的宴会,在华盛顿用鸡尾酒、在莫斯科用伏特加举杯互敬,来回传递消息和增强影响力,因而持续不断地影响了决策程序。

总之,领导阶层创造了一部强有力的连续流程机器,和民主分段处理机器一起作业。我们只有在眼见这两种机器并肩而立时,才会了解国家如何在全球法律工厂里行使权力。

只要代议游戏继续进行,人民就最多只能间歇地利用投票的机会表达他们对政府及其决策是否认同。相反,权力专家却可以不停地左右那些决策。

最后,一种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被并入代议原则。选举某些人来代表其他人,因而形成了新的领导阶层。

当初,工人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时受尽压迫,被控以阴谋叛乱,被公司间谍追踪并遭受警察毒打。他们是政治制度的局外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在这一制度中当代表。

一旦成立了国会,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整合团体——劳工组织,其中的成员不仅代表工人,而且负责协调工人与政府及企业界的领导阶层。撇开美国劳动联盟前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s)和法国劳工领袖乔治·塞格斯(Georges Séguys)的说辞不谈,他们自己就是整合领导阶层的主要成员。

在理论上,渴望再度当选的心理可以保证代表均会诚实不欺,继续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众发言,但是并不能防止他们被权力吸引。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总之,代议政府——我们也称之为民主,是一种保证不平等的工业技术。代议政府是假代议。

稍微回看一下刚才的结论,我们所见到的是极端仰赖化石燃料、工厂生产、核心家庭、公司、大众教育、大众传播的文明,而这一切都奠基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之上,并由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管理。

在这种制度之下,代议政府成为政治工厂。事实上,这是一座制造集体整合决策的工厂。和大多数工厂一样,它是由上层负责管理的;也和大多数工厂一样,它已经逐渐落伍,成为走进第三次浪潮的牺牲者。

如果说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结构正逐渐落伍,不能应对今天的复杂局面,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另一个重要的第二次浪潮机构:国家。





第七章

国家狂热



阿巴科岛上有6 500个居民,这座岛屿是佛罗里达州海岸外巴哈马群岛的一部分。几年前,一群美国企业家、军火商、自由企业理论家,以及一位黑人情报员、一位英国上议院议员联合决定,阿巴科岛宣布独立的时刻到了。

他们计划占领该岛,与巴哈马政府决裂,允诺革命成功后给予当地居民每人一英亩 [1] 土地。(这样做会剩下25万英亩土地为不动产开发者和投资者所用。)他们最终的梦想是要把阿巴科岛建设成没有税赋的乌托邦,让害怕社会主义制度的富有商人有个避难处。

自由企业虽好,但当地居民对挣脱束缚毫无兴趣,致使疑议中的新政府胎死腹中。

然而,在这个到处有人争取建国,已有152个国家在联合国取得成员国地位 [2] 的世界,这类可笑的举动自有其意义。它迫使我们向国家的观念发起挑战。

不论是否由古怪的商人支持,6 500人口的阿巴科岛可能构成一个国家吗?如果230万人口的新加坡算是一个国家,那么800万人口的纽约市为什么不能跻身国家之列?如果布鲁克林区拥有喷气式战斗机,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吗?这些问题看似很怪异,但是在第三次浪潮动摇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根基之际,上述问题将会占有新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根基之一就是国家。

除非我们能揭示“国家主义”的含义,否则我们不可能看懂头条新闻,也不可能了解第一次浪潮文明和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冲突,以及第三次浪潮带来的突破。


朝令夕改


在第二次浪潮开始横扫欧洲之际,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合并成国家,而只是部落、党派、领地、公国、王国和其他地方组织的混杂局面。政治学家S. E.芬纳(S. E. Finer)曾说:“国王和诸侯拥有零散的势力。”边界没有明显的界线,政府的权力也很模糊,国家的权力还没有标准化。芬纳告诉我们,在一个村庄里,国家的权力仅限于为一架风车征税,在另一个村庄以向农民课税为限,在其他地方则以任命修道院院长为限。一个人如果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拥有财产,就有可能必须向几个领主效忠。即使是最伟大的君主也往往统治许多地方自治小团体。政治控制仍然不统一。伏尔泰总结了这整个情况抱怨说,他在欧洲旅行时,法律朝令夕改,像更换马匹一样勤快。

当然,这一比喻的意义十分深远,频繁地更换马匹表明交通状况和通信条件十分原始,也缩小了最强有力的独裁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在离首都越远的地方,国家的权势越弱。

然而,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可能统一。第二次浪潮昂贵的技术只有在生产超出当地市场所需时才能被予以摊销。如果商人一踏出自己的地区就遇上各种不同的关税、税赋、劳工规定和货币,那么他们如何在大区域做买卖呢?为了弥补新科技的支出,地方性的经济必须并入全国性的经济,即全国性的分工和全国性的货物及资本市场,而这一切都需要全国性的政治统一。

简而言之,必须有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单位来配合第二次浪潮经济单位的成长。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经济时,群众意识的转换也变得十分明显。第一次浪潮社会小规模的地方性生产培养出了非常狭隘的地方观念——大多数人只认同他们居住的地区或者村庄,只有极少数人对村庄以外的事感兴趣,如少数贵族和传教士,以及一些活在社会外围的艺术家、学者和外籍雇佣兵。

第二次浪潮使得更多人的利益与更广大的世界息息相关。通过蒸汽和煤炭燃料的技术及电力的应用,法兰克福的成衣制造商、日内瓦的手表制造商、曼彻斯特的纺织制造商都可以生产出远超本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时他们还需要进口远方的原料。工厂的工人也会受到数千里外发生的财务事件的影响:人们的工作需仰赖远方市场的发展状况。

因此,人们在心理上眼界开阔了。新的大众传播工具带来了更多远方的资料和有关远方的印象。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之下,地方观念逐渐削弱,国家意识因而崛起。

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国家主义的狂热横扫全世界工业化地区。德国350个分歧不睦的小国需要合并成单一的全国市场——祖国。分裂的意大利由萨伏依王朝、梵蒂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也必须予以统一;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法国人都突然产生了神秘的种族亲和力;诗人争相推崇国家精神;历史学家发现了以往为人所忽略的英雄、文学和传说;作曲家为国家主义谱曲。这些现象都是工业化的结果。

一旦我们了解了工业化对统一的要求,国家的意义就变得十分明朗。国家不是德国哲学家施彭格勒(Spengler)所谓的“精神的结合”,不是“心理公社”或“社会灵魂”,也不是法国学者勒南(Renan)所谓的“丰富的记忆遗产”或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Ortega)认为的“共享未来的形象”。

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国家是第二次浪潮的现象:统一的政治权威加诸或融合于统一的经济单位。自给自足、散处各地的地方性经济单位不可能形成一个国家。基于地方经济的严密划一的政治系统也不能形成现代化的国家。统一的政治体系和统一的经济的融合形成了现代化的国家。

美国、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地的工业革命引发了国家主义者的暴动,把政治整合的水准提升到与第二次浪潮相伴而生的经济整合水准。是这些暴动,而不是诗篇或神秘力量的影响,使世界分成明显的国家单位。


镀金铁钉


每个政府都企图扩张其市场与政治权威,反抗外在的限制——语言的差异,文化、社会、地理和策略的障碍。运输、通信、能源供给、技术生产力都限制了政治体系所能有效控制的范围,会计方法、预算控制及管理技巧的成熟与否也决定了政治统一的幅度。

不论是企业界还是政府机构,其整合的领导阶层都在这些限制下努力谋求发展。他们所控制的领域越广、经济市场范围越大,拥有的财富就越多、权力就越大。每个国家都极力扩张其经济和政治疆界,不仅企图突破这些天然的限制,而且希望推翻敌对的国家。

领导阶层以进步的科技来突破这些限制,他们投入到对19世纪的“生存空间”的争夺——修建铁路中。

1825年9月,英国斯托克顿和达灵顿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1835年5月,布鲁塞尔—梅赫伦铁路线开通。同年9月,巴伐利亚的纽伦堡—菲尔特铁路线修建完成,紧接着巴黎—圣日耳曼铁路线开通。1838年4月,皇村和圣彼得堡之间也开通了铁路。往后30年内,铁路工人穿梭于各个地区。

法国历史学家夏尔·莫拉泽(Charles Morazé)曾说:“在1830年几乎获得统一的国家,因铁路的开通而更加稳固。未做准备的国家眼见新的铁轨紧紧束缚住自己。似乎每个国家在铁路建好之前都急着肯定其存在的权利,以便得到一个世纪以来操纵欧洲政治疆界的运输系统的认可。”

美国政府给予私人铁路公司大笔的土地津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所言,政府这样做乃是“相信横跨大陆的铁路可以加强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紧密联系”。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在镀金的铁钉敲入后宣告完工,这条铁路开启了真正通往全国性市场的大门——全国性市场在统一的大陆之上组织起来了。铁路同时扩张了美国政府名义外的实际控制权,华盛顿政府现在可以迅速派军队横穿整个大陆以执行其权力。

我们在各个国家都看到这个强有力的新领导阶层——国家的出现,世界地图因此被分成许多清晰、不重叠的红、粉红、橙、黄、绿等各色图样,而国家制度变成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主要结构。

在国家之下,潜伏着工业制度不可避免的整合趋势。

整合的趋势并未止步于每个国家的疆界,工业文明的势力不可遏止,除非世界各国的货币系统都能得到统一,而且国家能够控制和利用这一系统,否则国家仍然不能幸存。

国家如何办到这一点?这是了解第三次浪潮世界的关键。


[1] 1英亩≈4 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 此为作者写作时的数据。截至2017年,联合国已有193个成员国、2个观察国。——编者注





第八章

帝国的动力



没有一种文明的传播是没有冲突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很快就对第一次浪潮世界展开全面攻击,并取得胜利,将它的意志强加于亿万人身上。

当然,在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前,自16世纪以来,欧洲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建立庞大的殖民地王国。西班牙的传教士和征服者,法国的捕猎者,英国、荷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冒险家横跨全世界,奴役或屠杀所到地区的居民,取得大量土地的控制权,向他们自己的君主进贡。

然而,和下列事情相比,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这些早期的冒险家和征服者遣送回家的都是私人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支持了战争和个人的富裕生活——朝廷的冬季行宫、多姿多彩的特技表演、无须工作的生活状态,但殖民国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仍未受影响。

在阳光炽烈的西班牙土地上,在烟雾弥漫的英国荒野里,三餐不继的农奴没有什么可以外销的东西,他们大多生活在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之外,他们的生产还不够当地消费所需,他们也不依赖从其他国家抢来或买来的原料。对他们而言,无论如何日子都要过下去。海外征战的收获使统治阶级和城市更为富足,而身为农民的普通民众却一无所获。在这方面,第一次浪潮的帝国主义规模仍然很有限,尚未触及经济层面。

第二次浪潮改变了较小规模的殖民行为,形成了大企业,使小帝国主义成为大帝国主义。

这个新兴帝国主义的目标不再仅限于带回几箱金子、翡翠、香料和绸缎,最后满载而归的是一船又一船的硝酸钠、棉花、棕榈油、锡、橡胶、铝土矿、钨矿;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在刚果挖掘铜矿,在阿拉伯埋设石油管道;这个新兴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搜刮原料,经过加工,源源不断地将制成品以高价卖回给殖民地。总之,这个新兴帝国主义不再有分歧,而统一成工业国家基本的经济结构,成千上万名劳动者的就业均赖之维生。

除了新原料外,欧洲还需要大量食物。由于第二次浪潮国家转向制造业,把乡村劳工带入工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更多食物——牛肉、羊肉、谷物、咖啡、茶、糖,这些食物要从印度、中国、非洲、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进口。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新工业领导阶层为了投资需要更大的市场和新的销售对象。19世纪80—90年代的欧洲政治家谈到他们的目标时总是大言不惭。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认为:“帝国即商业。”法国总理朱尔·费里(Jules Ferry)更是坦言道,法国需要的是“满足我们企业、出口和资金需求的销售对象”。欧洲领袖受到经济起伏的影响,多年来面对着长期的失业状况,一直担心万一殖民地扩张受阻,失业就会导致国内的武装叛变。

然而,大帝国主义的根基并非仅限于经济,政策上的考虑、宗教狂热、理想主义、探险精神,甚至种族主义,都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其潜在的假设则是白人或者说欧洲人的优越感。许多人把帝国主义征服他人视为神圣的责任。英国作家吉卜林所谓的“白人的责任”表现出欧洲人传播基督教和“文明”(当然是指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热忱。殖民者认为,第一次浪潮文明不论多么精致复杂,终归是落伍的、未开发的文明。乡下人,尤其是黑色皮肤的人,被认为童稚无知、“狡猾又不诚实”“好偷懒”“不珍爱生命”。

这些观点正好纵容了第二次浪潮以武力消灭那些挡道的人。

在《机关枪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一书中,作者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告诉我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新武器在19世纪臻于完善,起初是用来对付原住民而非白种欧洲人的,因为用机关枪残杀同种人被认为是不合乎运动员精神的。然而,射杀殖民地居民被认为是狩猎而非战争,所以可以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埃利斯在书中写道:“射杀马塔贝列人(属祖鲁族)、伊斯兰教苦修士,都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射击’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军事作为。”

1898年,在由喀土穆越过尼罗河的乌姆杜尔曼一地时,由伊斯兰教苦修士马赫迪(Mahdi)领导的起义军被一群装配有6挺马克泌重机枪的英国人击败,这项卓越技术的威力至此得到证明。一位目击者说:“这是马赫迪的末日,也是他最伟大的一日……这不是战役,而是处决。”在这次镇压中,有28个英国人和11 000个起义军遇难—— 一个英国人即相当于392个殖民地居民。埃利斯写道:“这是英国精神胜利和白人优越感的另一项例证。”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等在全球各地传播种族主义、宗教和其他“正当理由”,然而其背后却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第二次浪潮文明不能独立存在,它迫切需要外来的廉价资源暗中补助。最重要的是,它需要统一的世界市场来吸收这些补助。


花园中的气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创造统一的世界市场这种热忱的代表。他认为,除了工厂外,分工还应该应用在国家层面。他在一篇经典之作中指出,如果英国专门制造纺织品,葡萄牙专门酿酒,两个国家都会获利。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事最拿手的行业,这种“国际分工”指派不同的生产任务给不同的国家,借此使人人受益。

这种信念成为此后几代人的教条,直到今日仍被遵守,不过它的意义往往被人忽略了。任何经济单位的分工都会造成整合的强烈需求,因而产生负责整合工作的领导阶层。同样,国际分工也需要全球的整合,由此产生了全球领导阶层,即一小批第二次浪潮国家基于现实的目的,轮流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

第二次浪潮横扫欧洲之际,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动力促进了世界贸易惊人的增长。1750—1914年,全球贸易额据估计增长了50倍以上,由7亿美元增至将近400亿美元。如果李嘉图所言属实,全球贸易的利益就应该平均惠及各国。事实上,相信专业化会使人人受益乃是基于公平竞争的幻想。

这种信念的前提是有效地应用劳工和资源,交易不会受到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威胁,并且远程交易双方的实力旗鼓相当。总之,理论很完备,但现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在第二次浪潮的商人与第一次浪潮的人做糖、铜、可可和其他产品等交易时,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谈判桌的一边坐的是对金钱运用自如的欧洲和美国贸易商,他们背后有大公司、全球金融网络、强有力的技术、稳固的国家政府作为支柱;另一边坐的可能是地方领主或部落酋长,他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货币制度,他们的经济是以小规模的农业或手工业为基础的。谈判桌的一边坐的是积极、冷漠的机械化进步文明的代理人,随时准备用军队和机关枪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另一边坐的是小部落和公国的代表,他们手上只有箭和矛。

地方统治者和中间商往往被西方人收买了,以贿赂和个人利好来交换当地劳工、镇压异己、修订当地法律以对外国人有利。帝国主义者一旦征服一个殖民地,往往就会为本国商人制定优惠的原料价格,设立重重关卡,避免敌对国家的商人抬高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世界能够以低于公平市场的价格取得原料和能源乃在意料之中。

除此之外,价格往往还因对买者有利而被压低,我们称之为“第一价格法则”。第二次浪潮国家所需要的原料对拥有原料的第一次浪潮国家毫无价值可言,非洲农民不需要铬,阿拉伯酋长不需要埋藏在沙漠底下的黑色金子(石油)。

某种货物如果没有交易历史,第一次交易的价格就十分重要。这一价格往往不是依据成本、利润、竞争等经济因素,而是依据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得来的。由于没有积极竞争,领主和酋长可以接受任何价格,因为他们认为当地资源毫无价值,同时他们面对的是配有格林机关枪的军队。“第一价格”一旦定在偏低的水平,所有后来的价格就都会随之降低。

一旦原料被运回工业国家,制成产品,最初的低价就被冻结了。每种货物的世界性价格逐渐固定,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因“第一价格”停留在一个“竞争性”的低水准而获益匪浅。因此,虽然帝国主义者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精神,但是第二次浪潮国家大大得益于所谓的“不完善的竞争”。

撇开华丽的辞藻和李嘉图的高论不谈,扩张贸易的好处并没有被众人共享,而是从第一次浪潮国家倾注到第二次浪潮国家中去了。


生产人造奶油


为了加速这一流程,工业化国家努力扩张和统一世界市场。在贸易超越了国家的界线之后,每个国家的市场都变成息息相关的大区域市场的一部分,最后则成为主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整合领导阶层所预见的单一联合交易系统的一部分。全世界组成一张金融网。

第二次浪潮世界把其余地区都当成它的气泵、花园、矿坑、采石场,以及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因此全世界非工业人口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产食物并维系数千年而不坠的文明,也被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否则就被消灭。锡矿和橡胶被用来填补工业世界贪婪的胃口,玻利维亚人和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水准突然要配合半个地球以外的工业经济的需求。

家庭用的人造奶油就是一个最戏剧化的例子。人造奶油原先是利用当地原料在欧洲制造的。随着人造奶油的销路越来越广,这些原料就变得不够用了。1907年,研究人员发现可以用椰子油和棕榈油来做人造奶油,这项欧洲人的发现使西非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大变化。

英国食品科学与技术中心前主任马格努斯·派克(Magnus Pyke)曾说:“在一向出产棕榈油的西非主要地区,土地为整个地区所有。”复杂的地方习俗和规则,左右了棕榈树的利用方式。在有些地方,种树的人终身都可以享有其出产物,有些地方的女性享有特殊的权利。据派克说,西方商人以大规模生产棕榈油的方法制造人造奶油,作为欧美工业社会人们的“简便”食物,他们破坏了非工业化的非洲人脆弱复杂的社会体系,在刚果、尼日利亚、喀麦隆、黄金海岸等地,规模巨大的棕榈树种植园建立起来。西方人得到了人造奶油,而非洲人变成大规模种植园的“准奴隶”。

橡胶是另一个例子。20世纪初,美国的汽车生产突然迫切需要橡胶做外胎和内胎,商人勾结当地权势役使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生产橡胶。英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馆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指出,1900—1911年,每生产4 000吨普图马约橡胶,就要牺牲3万个印第安人的性命。

有人曾说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大帝国主义。当然,殖民国家并非绝对的残忍邪恶,他们也为所统治的人民建立了学校和基本的医疗保障设施,改善了卫生和饮水条件,他们无疑提高了某些殖民地的生活水准。

把殖民地以前的社会理想化,或将今日非工业人口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都是不公正的。气候、当地社会的腐败、暴政、无知、仇外心理都是导致贫穷的原因。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当地社会就已经充满了痛苦和压迫。

然而,一旦放弃自给自足的方式,为金钱和交易而生产,一旦被迫以开矿、栽植为生,从而重组其社会结构,第一次浪潮世界的人就得依赖他们无力左右的经济市场。他们的领袖往往收受贿赂,他们的文化遭到耻笑,他们的语言备受排挤。此外,殖民国家让被殖民国家的人民在心理上觉得低人一等,直至今日,这仍是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然而,对第二次浪潮世界而言,大帝国主义的报酬很优厚。正如经济史学家威廉·伍德拉夫(William Woodruff)所言:“这些地区的开发利用和随之而来的贸易成长,使欧洲家庭的财富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帝国主义建立在第二次浪潮经济的结构上,以资源来满足其贪婪的需求,并就此横扫全球。

1492年,哥伦布首先踏上了新世界,当时欧洲人只控制全世界9%的地区。1801年,他们控制了1/3,1880年达到2/3。到1935年,欧洲人的政治统治及于地球表面85%的土地和70%的人口。这个世界和第二次浪潮社会一样,也被分成整合者和被整合者。


美国式整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整合者都是地位平等的。第二次浪潮国家为了控制世界经济制度,掀起了血战。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德国工业势力的挑战。毁灭性的战争过后,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和俄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工业世界的市场。这些挑战使世界贸易的增长率大幅降低,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贸易体系,但是国际贸易货物的实际数量有所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减缓了整合世界市场的扩张速度。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欧已沦为废墟,德国呈现一片荒芜的景观,苏联遭受不可名状的物质和人口损失,日本的工业垮了。在工业国家中,只有美国在经济上未受到伤害。1946—1950年,全球经济呈现十分混乱的局面,国际贸易降至191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战争摧毁了欧洲国家,同时也促使一个个殖民地争相要求政治独立。甘地、胡志明、肯雅塔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掀起了驱逐殖民者运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之前,情势即已明朗,整个工业世界的经济必须在战后根据新基础进行调整。

有两个国家承担起重建第二次浪潮体系的工作——美国和苏联。

美国在当时大帝国主义运动下所扮演角色的分量非常有限。为了开拓疆界,大批屠杀美洲原住民,或将他们安置在保留区内。在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美国人效仿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帝国主义策略。20世纪初,在拉丁美洲,美国的金元外交促使联合果品公司等企业能以低价获取糖、香蕉、咖啡、铜等货品。然而,和欧洲相比,美国只是大帝国主义行列中的年轻伙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它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稳定的政治结构,以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填补那些为战争所累的竞争对手从殖民地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早在1941年,美国财政战略家即开始进行对美国有利的战后世界经济重整规划。1944年,在美国领导下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有44个国家同意设立两个关键性的整合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成员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或黄金的比值固定下来——大多操控在美国手中。(1948年,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而固定了全世界主要货币的基本关系。

同时,世界银行设立之初是为了给欧洲国家提供战后的重建基金,后来也逐渐开始为非工业国家提供贷款。这些贷款的去处往往是修筑道路、港口和其他“基本项目”,以促使原料和农产品外销到第二次浪潮国家。

这个体系中很快又加入了第三个因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个协定原本是由美国推动的,希望能使贸易自由化,结果导致贫穷、科技较为落后的国家难以保护其新兴企业。

这三个组织勾结在一起,世界银行不会贷款给那些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拒绝遵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国家。

这一体系使美国的债务人无法通过货币或关税控制减轻负担。它加强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使得工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在许多第一次浪潮国家独立之后仍能对其经济规划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这三个相关组织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整合结构。从1944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基本上控制着这一体系。在各国之中,美国是整合者中的整合者。





第九章

工业现实观



第二次浪潮文明的触角伸向整个地球,改变了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为人们带来科技和贸易之外的许多东西。第二次浪潮文明和第一次浪潮文明相冲击之后,不仅为数百万人创造了新的现实环境,而且开辟了新的对现实的思考方式。

农业社会的价值观、概念、传说和道德观念都相继崩溃,第二次浪潮带来了对上帝、正义、爱、权力和美的新定义,激发出新观念、新态度和新理论,推翻了以往对时间、空间、质量和因果的假设。第二次浪潮的现实世界可以用一个强有力且统一的世界观来解释。这个工业社会的世界观尚未定名,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工业现实观”。

工业现实观包括许多观念和假设,而在工业制度下成长的人也据此认识这个世界。这些观念和假设就是第二次浪潮文明中的科学家、企业领袖、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所运用的前提。

当然,也有向第二次浪潮现实观发起挑战的反对声浪,但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是第二次浪潮思想的主流,不是支流。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主流可言,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意识支流。19世纪中叶,每个工业国家都有明显的左翼和右翼,右翼支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左翼拥护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斗争起初只限于工业国家,但是很快就遍及全球。1917年俄国革命后,出现了一部世界性的集权宣传机器,意识形态的冲突日趋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法重新整合世界市场,双方都斥巨资向世界上的非工业国家传播它们的信条。

一边是集权政体,另一边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理性的争执尽头,枪炮取而代之。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激烈冲突之后,两大神学阵营的教条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明显的分裂状况。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场宣传热战中,虽然双方都大力鼓吹各自的意识形态,但双方所叫嚣的是同样的超意识形态;双方的结论(经济计划和政治教条)虽然大不相同,但基于相同的假设。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各自引用不同版本《圣经》中不同的经文,然而双方所宣传的都是基督的道理。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反资本主义者,也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在同样的基本前提下盲目地向非工业地区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迈进。双方都向其他文明传播工业制度的优越性,双方都是工业现实观的忠实宣传者。


进步原则


他们所传播的现实观是建立在三个密切相关的工业现实观的信仰之上的,这三个信仰把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第一个信仰和自然有关。虽然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对于如何分享其成果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对自然的态度是一样的。对他们而言,自然都是有待开发利用的对象。

人类应该主宰自然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之初,不过在工业革命之前,这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大部分早期文化均强调安贫乐道,强调人类应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

这些早期的文化对自然并不是十分友善,当时的人类砍伐、焚烧、毁灭森林以取得木材,只不过他们的破坏能力非常有限。他们对地球的冲击力不大,也不需要以任何观念作为破坏地球环境的借口。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来临之后,资本主义实业家大量挖掘资源,在空气中释放大量有害气体,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砍伐整片整片的森林,他们很少考虑到这些行为的后果和长期影响。自然有待人们开发利用的观念成为急功近利者的借口。

第二个信仰更为深入人心。人类不仅可以掌握自然,而且人类是进化的顶峰。进化论很早就有了,达尔文在19世纪中叶工业化发展十分迅速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提到“物竞天择”——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无情地筛除了软弱且无效率的生命形态。就其定义而言,适者生存。

达尔文最关心的是生物进化,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的观念中带有明显的社会和政治意味。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社会,而最富有、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适生存者和最有功劳者。

人们逐渐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进化都依据同一淘汰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工业制度比非工业文化的进化层次更高。坦白地说,第二次浪潮国家优于其他国家。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资本主义找到借口,这种文化上的自大也为帝国主义找到说辞。扩张中的工业势力需要廉价的资源作为生命线,它们以道德为借口压低资源的价格,甚至不惜消灭农业社会所谓的原始社会。社会进化的观念在知识上和道义上都认可非工业社会的人较为落伍、较为不适合生存的观念。

达尔文曾经平静地谈到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遭遇的大屠杀,他以一种种族灭绝的热情预言:“未来文明的人种将会消灭并且取代全世界未开化的民族。”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一线人士清楚地知道,谁应该生存。

虽然马克思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也同意工业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所有其他形态的社会都会逐渐进化。

结合自然与进化的工业现实观的第三个信仰就是进步原则,即认为历史的发展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种观念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直到第二次浪潮之后,进步的观念才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二次浪潮在欧洲出现之后,上千个声音突然唱出同一首哈利路亚的颂歌。莱布尼茨(Leibniz)、杜尔哥(Turgot)、孔多塞(Condorcet)、康德、莱辛(Lessing)、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以及无数重要的思想家都找出理由来支持宇宙乐观论。他们争论的主题包括进步是否真的不可避免,或需要人类施以援手;美好生活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进步会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总之,以上皆属于进步的观念,都应予以赞许。

无神论者和神职人员、学生和老师、政治家和科学家都一致传播这一新的信仰。商人和政府官员宣称新工厂、新产品、新住宅开发、高速公路、水坝都是进步的明证,证明一切由坏变好,由好变得更好。诗人、剧作家、画家都把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进步是贬抑其他国家和征服“不进步”文明的借口。

同样的观念也不止一次地贯穿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所言:“亚当·斯密相信进步……在《国富论》中,进步不再是人类理想的目标,而是……人类奔向的终点……一个私有经济目标的副产品。”对马克思而言,这些以个人目标为目的的活动只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开端,但这些活动本身也是长期历史动荡的一部分,把人类带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中,三个关键的观念——与自然对抗、进化的重要性和进步的原则,是工业文明的代言人用以向全世界解释和辩护的工具。

在这些信仰之下隐藏着有关现实的深入假设—— 一些不可言说的有关人类经验的基本元素。每个人都必须应对这些元素,而每种文明都有不同的解释。每种文明都一定要教导孩子如何把握时间和空间,向他们阐明自然的运作(不论是通过神话、比喻还是科学理论),并且提供一些线索,告诉他们事情的因果关系。

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成熟之后,基于其对时间、空间、质量和因果的假设,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形象。它把过去的碎片以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运用经验和实证试验,改变了人类感受周遭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


时间软件


我们从前几章中可以了解工业制度的传播有赖于人类行为和机器节奏的同步化。同步化是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指导原则,而生活在工业制度之下的人在外人眼中都是时间的奴隶,永远在紧张地看手表。

为了深植时间观念,达成同步化的目标,人们对时间的基本假设(他们心理上的时间观念)必须改变,因而产生了新的“时间软件”。

从事农业的人必须知道何时播种与何时收获,如此他们才能准确地衡量长期的时间。因为农民不需要在劳动时按照同一步调工作,所以对短期的时间单位没有什么认识。他们往往不会把时间划分成小时或者分、秒等固定的单位,而是以概略、不精确的分割来代表进行某些家庭式工作的时间长度。农民可能把某一段时间称为“挤牛奶的工夫”。在马达加斯加岛,人们使用的时间单位是“一顿饭的工夫”,一刻称为“炸一回蚱蜢的工夫”。英国人有“做一次祷告的工夫”,更粗俗一点儿的还有“撒一泡尿的工夫”。

由于部落之间或村庄之间彼此没有什么交易,而且工作上也不需要运用时间单位,各个地区和各个季节的心理时间都不相同。比如,在中世纪的北欧,白天被分割成相等的时间单位“小时”,但是由于各个季节日出和日落的时间不尽相同,12月的一个小时比3月或6月的一个小时要短。

工业社会除了“做一次祷告的工夫”这种不明确的时间单位外,还需要相当精确的单位,像小时、分、秒等,而且这些单位必须标准化,使各个季节和各个地区能够达成一致。

今天,全世界被清楚地划分成许多个时区。我们都使用“标准”时间。全世界的飞行员都参考祖鲁时间,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根据国际惯例,英国的格林尼治变成世界时间差异衡量的地点。人们定期把钟表拨快一小时或拨慢一小时,不论我们主观认为时间是快是慢,小时现在就是标准的时间单位,一小时是不能改变的一小时。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把时间切割成精确、标准的单位,而且把这些单位放在一条直线上,向过去和未来无限延长,时间变成线性单位。

事实上,时间呈一条直线的观念深植于我们的思想中,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成长的我们很难转变这一观念。然而,许多工业时代以前的社会和第一次浪潮社会都认为,时间呈一个圆圈,不是一条直线。玛雅人、佛教徒、印度教教徒都认为时间是重复的圆形,历史不断重复,经由轮回而再生。

时间就像一个大圆圈的观念来自印度教中“劫”的观念,一劫40亿年,梵文中的一日始于再生,终于死灭,往复循环。循环时间观也出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们的弟子欧德摩斯(Eudemus)认为,他自己随着时间的循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经历同一时刻。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对此进行宣讲。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时间和东方人》(Time and Eastern Man )一书中指出:“对印度–希腊人而言,时间是轮回和永恒的。”同时,李约瑟表示,在中国,虽然线性时间观占上风,“但是早期道家的哲学中赞同循环时间观”。

在工业时代以前,欧洲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时间观。数学家G. J.惠特罗(G. J. Whitrow)认为,“在整个中世纪,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不断引发争论。线性时间观源于商人阶级和货币经济的崛起。然而只要权力控制在土地所有者手中,时间就很充裕,而且和土地的循环联系在一起”。

第二次浪潮得势之后,这个相持已久的冲突终于得到了解决:线性时间观获得胜利。线性时间观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占据了优势。时间被视为一条高速公路,由过去经过现在通向未来,这种和工业文明之前迥异的时间观,变成所有经济、科学和政治计划的基础,通行于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经理室、日本的经济计划厅和苏联科学院。

我们必须知道,线性时间是工业世界进化观和进步观的先决条件。有了线性时间,进化和进步才有存在的可能。如果时间呈圆形而非直线,如果时间会倒退,而不是朝单一方向发展,那么历史会一再重演,而进化和进步也不过是幻象——时间在墙上的影子而已。

同步化、标准化、线性化都左右了文明的基本假设,改变了一般人处理时间的方式。如果时间本身起了变化,那么空间也不得不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工业现实观。


空间变化


在第一次浪潮文明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以渔猎游牧为生,他们总是不停地迁徙。他们遭受饥寒天灾等不幸,因气候变化和尾随猎物而迁徙,他们是最早的“高度流动者”——轻便地“旅行”于各地,避免积攒笨重的货物或财物,同时散处于世界各地。50位男女老少组成的团体需要相当于6个纽约曼哈顿岛大小的土地来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迫于情势,他们一年要迁徙数百英里之远。他们过着当今地理学家所谓的“空间开放”的生活。

相反,第一次浪潮文明孕育出一个“空间狭隘”的种族。农业取代了游牧,耕地和永久住所取代了迁徙的路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不再在广阔的空间里不停地流浪,他们开始定居于一处,在空间的海洋中耕耘自己小小的土地——一个广阔的空间竟被分成如此狭小局促、固定不变的小天地。

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每个农民的茅舍周围都有广阔的土地。除了少数商人、学者和士兵外,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居住在非常狭小的地域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起去教堂,偶尔也会行至六七英里外的另一个村庄。当然,各处的情形因气候和地势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历史学家J. R. 黑尔(J. R. Hale)曾说:“大多数人一生最长的旅行距离差不多是15英里。”农业造就了“空间紧缩”的文明。

工业旋风在18世纪席卷了欧洲,再度形成“空间开放”的文化,但这一次是以全球为范围的。货物、人口和观念传播至数千里之外,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开始迁徙。从前生产工作分散在田野中,现在却集中于城市里。大量人口被压缩于少数紧密的中心点上。旧日的村庄衰败、消失,新的工业中心崛起,带来了烟囱和炉火。

这一改组的画面需要城市和乡村复杂的协调,食物、能源、人口和原料都必须流入城市,而成品、流行、观念、财务决策则由城市外流出去。这两种流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缜密地协调配合。同时,在城市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空间结构。在旧日的农业制度下,基本的城市景观包括教堂、贵族的宫殿、简陋的茅屋,偶尔会看到一家客栈或修道院。由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分工细化,需要更多专业化的空间形式。

基于上述原因,建筑师忙于参与兴建办公楼、银行、警察局、工厂、火车站、百货商店、监狱、消防站、收容所和戏院。这些不同的空间形式必须与合理的机能互相配合。工厂的选址,住宅到商店的距离,铁轨和码头及调车场的距离,学校、医院、水管、电力公司、排水沟、管道煤气、电话总机,处处都需要空间协调。空间必须像巴赫的“赋格曲”一样仔细地安排。

专业的空间协调工作——在适当的时刻把适当的人送到适当的地点,是时间同步化与精致空间的对称。换言之,也就是空间的同步化,因为工业社会的运行有赖于时间和空间的密切配合。

人们需要更为精确和标准的时间单位,也需要更为精密、可以互换的空间单位。在工业革命之前,时间的单位很粗糙,比如以“做一个祷告的工夫”为时间单位。同时,空间的单位也很模糊,比如在中世纪的英国,一个“路德”可以短到16.5英尺 [1] ,也可以长到24英尺。在16世纪,计算一个“路德”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教堂散会时随意挑选16个人,把他们排成一列,让他们的左脚彼此相接,然后测量最后的长度。同时,人们还使用一些更为模糊的单位,比如“一天的行程”“一小时的路程”“半小时的马程”。

一旦第二次浪潮开始改变工作形态,市场逐渐扩张之后,这些松散的时间单位就再也不适用了。随着贸易的增加,精确的航海技术越来越重要,政府提供巨额奖金给从事商船航行更优路径设计的人员。在陆运方面,也出现了更多精良的度量法和精确的计量单位。

第一次浪潮时代混乱、矛盾、不统一的地方习俗、法律和贸易规定,现在必须予以合理化。不够精准的测量方法成为制造业者和商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时代初期,法国革命者热衷于以公制单位和新历来达成距离与时间的标准化。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国民议会第一次宣布成立共和国时,这些规划都被列入第一批议程中。

第二次浪潮使得空间的界线问题更为复杂、明显。18世纪之前,帝国的疆界往往很不精确,因为许多地区人迹罕至,不需要那么精确。随着人口、贸易的增加,欧洲出现了工厂,许多政府也开始有计划地测量它们的疆界。各地的风俗不同造成了极为明显的差异,地方和私人的财产被清楚地划分、界定和登记下来。地图越来越详细、周全、标准。

新的空间观正好配合新的时间观。准时和计划为时间定下了许多界限,空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线性的观念不仅为时间所独有,连空间也有对应物。

在工业时代之前,直线的路程(不论陆路还是海路)是一件反常的事。农村小路、牛踩小径、印第安人的足迹都随地势蜿蜒,许多围墙都以不规则的角度迂回曲折,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彼此交错、缠绕。

第二次浪潮社会不仅把船只安排在直线的航程上航行,而且建造出平行直线的铁轨。美国规划官员格雷迪·克莱(Grady Clay)指出,这些铁路线(线这个字本身就暴露出线性的观念)成为新城市的交通线,形成格子形状的铁路网。格子形状加上直线和90°角,形成城市景观中一种特殊的规律和直线状态。

在现在城市中较古老的街区,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方形、圆形广场和复杂的交叉道路。在工业时代或者其后建筑的城市里,这些景观不见踪影,代之以统一的格子状规划。地区和国家也是如此。

机械化使得农田也呈直线状。工业时代以前的农民用牛来耕田,自然形成弯曲、不规则的线条。农民不愿意止住牛的脚步,随它耕到农田的尽头,在田地上形成一条“S”形的曲线。今天,任何人从飞机上向下望,都可以看到农田呈笔直的方块状。

直线和直角的混合不仅见于田野和街道,而且见于现代人的私人空间——他们居住的房屋。在工业时代的建筑中很少能见到弯曲的墙壁和非直角的角度。整齐的长方体取代了形状不规则的房屋,高耸的建筑把直线带入天际,以直线或格子组成的窗户呈现在大片墙壁上,俯视着笔直的街道。

我们对空间的观念和感觉也与时间一样,处于直线化的阶段。在所有工业社会里,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建筑空间的专业化、详细的地图、统一精确的测量单位和最突出的直线,都成为固定的文化和新工业现实观的基础。


现实的“粒子”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建立起新的时间和空间形象,而且用以规范日常的行为,为古老的问题“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找出答案。每种文化都有其自创的神话和比喻,用以回答这个问题。对某些文化而言,宇宙是一个旋转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与祖先和子孙密不可分,又与自然息息相关,和动物、树木、石头、溪流共同构成自然界。同时,在许多社会中,个人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大组织(家庭、党派、部落或社区)的一部分。

其他社会不强调宇宙的整体或统一,而注重其分裂。它们不把现实视为一个融合的整体,而将其视为许多独立个体所组成的结构。

在工业时代出现的2 0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念,认为宇宙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不连续、不可毁灭、不能减少、不可见、不可分裂的分子构成的。他把这些分子称为“原子”。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宇宙由不可缩减的物质构成的观念被一再提及。之后,中国的《墨子》有言:“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端,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元。在印度,原子的理论和不可缩减的现实单位也在公元后不久盛行一时。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扩充了原子哲学。然而,这种物质观仍然只是少数人的观点,经常遭到讥笑和漠视。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出现之后,原子论才成为主流观点,因为数种思想汇合,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观点。

17世纪中叶,一位法国神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开始谈到物质中含有极微小的“微粒子”。伽桑狄当时是巴黎皇家学院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受到卢克莱修的影响,成为物质原子论的提倡者,他的观念很快就横扫英吉利海峡,传到年轻的科学家罗伯特·波意耳(Robert Boyle)那里。波意耳当时正在研究气体的压缩性,他把原子论的观念由抽象的理论变成实验,并且断言空气本身也是由小分子构成的。伽桑狄逝世6年后,波意耳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任何物质(比如地球)都可以分解成更简单的物质,它就不是一种元素。

同时,曾被伽桑狄批评的耶稣会数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Descartes)认为,现实只有在破裂成极小的单位后才能被人们了解。借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把所有问题分成无数的部分”。在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后,哲学原子论和物理原子论开始齐头并进。

这对整体观念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以令人惊异的研究成果把宇宙划分成细小的碎片。微生物学家勒内·迪博(René Dubos)在笛卡儿发表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 )之后曾说:“此书应用于医学方面后,立刻带来了无数发现。”在化学和其他领域,原子论及笛卡儿的原子方法带来了惊人的突破。到18世纪中叶,宇宙由独立分割的部分组成的观念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成为工业现实观的一部分。

每一种新文明都从过去攫取观念,然后重新塑造这些观念与世界的关系。对刚萌芽的工业社会(这个社会才刚开始朝批量生产流水线产品迈进)而言,一个由不同部件构成的宇宙观,看来是不可或缺的。

对原子论的认可当然还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第二次浪潮打碎了旧日的第一次浪潮机构,把人们从大家庭、神圣的教堂和君主政体中解放出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需要为个人主义找到合理的借口。旧日的农业文明衰败了,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一两个世纪,贸易和城市都大量扩张,商人阶级要求自由贸易、借贷并且扩张市场,因而产生了新的个人观——个人也是原子。

个人不再是部落、阶层、氏族的附庸,而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财产,取得货物,与人交易,凭本事发财或挨饿,同时有权利选择宗教信仰及追求个人的幸福。总之,工业现实观产生了个人如原子的观念——个人成为社会上不可缩减、不可毁灭且最基本的分子。

原子的观念甚至出现在政治方面,选票成为最终的分子。在国际事务上,自主、独立、不可渗透的单位就成为国家。除了实质事物外,社会和政治事件也被视为“积木”——自主的单位或原子。原子的观念渗入生活中的每一层面。

这种现实观包含有组织的个体,正好配合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分成清晰的单位。第二次浪潮文明影响到“原始”社会和第一次浪潮文明,在民众、政治和社会层面传播了统一协调的工业观。

然而,这个逻辑系统中还缺少最后一样东西。


终极原因


一个文明必须能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就算它的解释是九分神话、一分解析也罢,否则这一文明就无法有效地运作。人们在推动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他们的行为能产生结果,也就是说,永恒的疑问必须得到解答。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理论非常有力,似乎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

一块石头投入池塘,涟漪很快向外扩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小孩会说:“因为有人往池塘里扔石头。”

如果让12—13世纪欧洲的读书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也许会借助亚里士多德找寻物质原因、正式原因、效率原因、最终原因,但是任何原因都不足以全面解释任何事情。中国古代圣哲可能会谈到阴阳,以及所有现象发生的源头。

第二次浪潮文明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找到因果问题的答案。牛顿认为,因果是“加诸物体上使其产生运动的力”。典型的牛顿式因果例证是撞球,两球相撞互相作用。这种变化观完全着眼于可测量、易识别的外在力量,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它正好能配合线性的空间观和时间观。事实上,牛顿和机械因果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普遍为人们所接纳,人们也因而把工业现实观纳入一个神秘的系统。

如果说这个世界包含许多独立的分子——小型撞球,那么所有的因果必定出自这些撞球的互相作用。一个分子或原子撞击另一个,前者是后者移动的“原因”,而后者移动本身是前者动作的“结果”。没有空间上的移动就不会有活动,没有一个原子可以同时出现于两地。

一个复杂、混乱、不可预测、拥挤、神秘、漫无章法的世界突然显得整齐又干净。从人类细胞核内的分子到夜空中最遥远的星辰,所有的现象都被视为运动的物质,一个粒子撞击另一个粒子,迫使它不停地运动。拉普拉斯(Laplace)认为,对无神论者而言,这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生命,在生命中,神的假设是无必要的;对信徒而言,神仍有其地位,因为神可以被视为“施力者”,神用球杆击打撞球,然后也许就从游戏场上功成身退了。

这个比喻为工业文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法国革命的促成者之一、激进派哲学家巴龙·德奥尔巴克(Baron d’ Holbach)声称:“宇宙是所有存在物的大集合,只呈现为物质和运动;我们认为整体只不过是无休无止、不间断的因果持续而已。”

这一切都表现在一个简短又神气的句子中:宇宙是一个组装而成的实体,由碎片拼凑成一个“集合体”。物质只能在运动中被了解——这是就“空间”移动而言的。事物连续出现,顺着“时间”的直线移动。德奥尔巴克认为,人类的感情,如恨、爱、自私,都可以比拟成自然的力量,比如排斥、惯性、牵引力,一个聪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感情来为政治服务,就像科学可以控制自然界一样。

我们从这种宇宙观及其基本假设中,找到一些最有力的个人、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我们相信,不仅是宇宙和自然,连社会和人群都遵循某种固定、可预测的法则。事实上,第二次浪潮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正是极力证明宇宙的自有法则者。

牛顿似乎发现了天文学的法则,达尔文辨认出社会进化的法则,弗洛伊德揭示了精神的法则。其他人,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都在找寻更多不同的法则。

第二次浪潮文明掌握了神秘且有力的因果理论。以往相当复杂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归纳出简单的公式。这些法则之所以会被人们接受,并不是因为牛顿、马克思等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实验的结果,是能够被证明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法则兴建桥梁,把无线电波送入空中,预测生物的变化;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法则控制经济,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如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预见个人最终的行为。

我们只需找出解释这些现象的主要变量。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适当的“撞球”,从最佳角度去撞击它,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新的因果论配合新的时间观、空间观和物质观,把人类从古老的鬼神统治中解放出来。科技取得胜利的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奇迹。它向独裁统治发起挑战,把心灵从长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工业现实观也创造了它自己的新桎梏,工业心态轻视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它经常赞美严格的规律,惩罚想象力,使人类沦为过于简单的原生质个体,希冀为任何问题都找出机械化的答案。

工业现实观在道德上也并非如表面一样采取中立态度。第二次浪潮文明强烈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工业时代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第二次浪潮文明和任何文化一样,让人们以扭曲的视野去观察他们自身和宇宙。这些观念、形象、假设及比喻形成了历史上最有力的文化制度。

最后,工业现实观——工业文明的文化门面,与它所建立的社会完全吻合。它创造了一个充斥着大组织、大城市、集权官僚制度和无孔不入的市场的社会;它密切配合着新能源制度、家庭制度、科技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和价值制度,一起构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

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来临,整个文明和制度、技术、文化都在变化的浪潮下日趋分裂。我们生活在无可挽救的工业危机之中。随着工业时代成为历史,新的时代诞生了。


[1] 1英尺=0.304 8米。——编者注





第十章

倾泻的洪水



这是一件神秘的事。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300年,使此前的亿万年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工业革命?是什么力量把第二次浪潮推向全球?

许多变化之流汇成洪流。新大陆的发现在工业革命前夕为欧洲文化和经济注入了动力,人口的增长使人们不断涌入城市。英国森林几近被砍伐殆尽,促成了煤的使用,接着矿井被挖得越来越深,直到老式的马拉水泵再也无法清除主坑道内的积水。蒸汽机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为新科技创造了许多机会。工业现实观的传播给宗教和政治权威带来了挑战。知识的普及、道路和运输的改进等事件在时间上互相配合,冲开了变革的水闸。

研究工业革命的起源注定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独立对其进行解释。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是科技变化、人口趋势和通信发明的记录。经济无法独立解释任何历史事件。所有其他变量所依靠的“独立变量”并不存在,只有复杂无比的相关变量。

面对这种混乱的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集中于几项最重要的因素,并认清这种选择可能出现的偏差。根据这种精神,在形成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所有力量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交换网络的成长,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时间、空间、社会与心理距离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裂痕越大,市场就越会以其复杂的特性、价值观、潜在的隐喻和假设来左右现实。

我们知道,看不见的巨斧促成了整个现代化货币系统的产生,包括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世界贸易、官僚制度、定量和核算的风气、契约性的道德、物质主义的倾向、狭隘的成功定义、严格的奖惩制度、权威的会计工具,这些事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带来了趋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和集中化的压力,产生了性别角色和个性的差异。在我们衡量促成第二次浪潮兴起的许多力量之时,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古老原子的分离必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其影响在今日仍然十分明显。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改变了科技、自然和文化,而且改变了人格,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人格。当然,女人和孩子成为塑造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主要力量,也受到文明的感染,但是因为男人被直接带入市场和新工作规范中,所以他们的工业性格比女人更为明显。

工业人和之前的人不同。他们是“能源奴隶”的主人,可以将有限的力量无限地扩充。他们把大部分生活消耗在工厂式的环境中,整天接触到的都是使个人能力日趋退化的机器和组织。他们从孩提时即知道生存取决于金钱。他们在核心家庭中长大,进入工厂式的学校,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对世界的基本印象。他们服务于大公司或政府机构,附属于工会、教堂和其他机构——在很多团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对城市或乡村的认同感远不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他们视自己与自然对立——逐日在工作中利用大自然,然而每逢周末,他们却又急着亲近大自然。(事实上,他们越霸占自然,就越推崇自然。)他们自视为巨大、互相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体系的复杂程度绝非他们所能了解的。

工业人面对这一事实,无望地反抗。他们奋斗以求生存。他们去玩社会游戏,扮演社会分配的角色,却往往憎恨这些角色,觉得自己是提高生活水准制度下的牺牲者。他们觉察到线性时间无情地把他们推向未来——那等待中的坟墓。伴随钟表的嘀嗒声,他们一步步接近死亡。他们明白地球和所有的个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只是规律且无情的宇宙大机器中的一部分。

工业人所生存的环境是他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就连最基本的感觉信号也不一样。

第二次浪潮文明改变了人类所听到的声音,工厂的汽笛声代替了鸡鸣声,车胎的摩擦声代替了蟋蟀的叫声。黑夜犹如白昼,人们活动的时间拉长了。第二次浪潮文明带来人类未曾见过的视觉景观——由天空俯瞰地球,在本地剧院上映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生物形态。夜晚土地的气味被汽油味和苯酚的臭气取代,肉和蔬菜的味道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知觉领域都与以往大不相同。

人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首度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正常身高,下一代比其父母要高。人们对身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告诉我们,直到16世纪,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全裸仍然是日常的习俗”。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后,裸体被视为羞耻。在特制的睡衣被人们接受之后,人们在卧室的行为也改变了。叉子和其他餐具出现之后,进食也变成一种使用餐具的技术。以餐桌上陈列着猎杀的动物为乐的文化,转变成“尽量避免把盘中肉和宰杀野兽联想在一起”的文化。

婚姻变成不单是一桩经济行为。战争被强化了,而且被放到了流水线上。亲子关系的改变、晋升机会的改变、各种人际关系的改变,改造了数百万人的自我意识。

面对这些心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改变,人们不停思索着评价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整个文明?用大众的生活水准吗?用它对外界的影响力吗?用它对生物环境的影响吗?用艺术上的成就吗?用人的寿命长短吗?用科学成就吗?用个人自由吗?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下,除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令人震惊的人类生命的牺牲外,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业文明的批评者在描述18—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时,总会把第一次浪潮的历史想象得过于浪漫。他们认为以往的乡村很温暖、独立、稳定、有精神上而不只是物质上的价值。然而,历史研究显示,这些可爱的乡村事实上是营养不良、疾病、贫穷、无依无靠和暴政的深渊,人们永远在和饥饿、寒冷、地主及君主对抗。

在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贫民窟、掺假的食物、传染疾病的饮用水、救济院和成堆的垃圾。这些情况虽然非常可怕,但也代表了社会的大幅进步。英国作家约翰·维泽(John Vaizey)曾说:“悠游田园的英国农夫只是一幅夸张的图画。”对大多数人而言,迁往城市周围的贫民区意味着生活水准的大幅提高,寿命延长,住宅情况有所改善,食物的数量充足、质量良好。

在健康方面,只要读一读盖伊·威廉斯(Guy Williams)的《苦闷的年代》(The Age of Agony )或L. A. 克拉克森(L. A. Clarkson)的《工业时代前英国的死亡、疾病与饥荒》(Death, Disease and Famine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就可以驳倒指责第二次浪潮文明、推崇第一次浪潮文明的人。克里斯蒂娜·拉纳(Christina Larner)在这两本书的书评中说:“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的作品指出,在乡村和城市里存在着许多疾病、痛苦和死亡。人们的平均寿命很短,在16世纪大约为40岁,17世纪传染病盛行,降为三十几岁,18世纪回升到四十几岁。已婚夫妇很少能活得很长,所有的孩子都要凭运气生存。”不论我们如何批评今日危机重重、方向错误的健康制度,我们必须记得,在工业革命之前,正式被核准的医疗方法都是致命的,不是放血,就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鼠疫、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痢疾、天花和结核病。拉纳指出:“哲人总是认为我们只是换一种不同的杀人武器罢了,但是这种新武器确实可以让我们活得长一点。工业时代以前的传染病使老少一律遭殃。”

从健康和经济谈到艺术和意识形态,工业文明在狭隘的物质主义下,是不是比以往的封建制度在心理上更为空洞?机械心态或工业现实观是不是比中世纪的教堂和君主专制更不能接受新观念,更不能容纳异己?我们固然憎恶自己的官僚制度,但是和几世纪以前古埃及的阶级制度相比,现存的制度称得上严格吗?谈到艺术,过去300年西方的小说、诗歌和绘画不比早期或其他地区的作品更鲜活、更深刻、更动人、更复杂吗?

当然,现在也有其阴暗面。第二次浪潮文明改善了我们父辈的生活,却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其中最强烈、最无法挽救的就是对地球脆弱生物空间的破坏。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蛮横的技术、不断扩张的需求,整个社会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曾读过有关工业时代以前的街道上马粪遍地的记载(这些文章往往试图证明污染并不是新鲜事),我也知道古老城市的街道肮脏不堪,但工业社会把生态污染问题和资源使用问题带入一个空前绝后的新境界。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文明使用这么多新方法来摧毁整个地球。海洋上方满是毒气,整个物种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这都是人类贪婪和疏忽所带来的后果。矿井在地球表面造成伤害,发胶使得臭氧层宣告枯竭,热污染威胁到地球的气候。

帝国主义的问题更为复杂。役使印第安人挖掘南美洲的矿井,在非洲和亚洲引入大规模栽培法,刻意扭曲殖民地经济以配合工业国家的需要,由此产生了痛苦、饥饿和疾病。第二次浪潮文明带来了种族主义,强行将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经济并入世界贸易体系,留下还没有愈合的腐烂伤口。

然而,夸耀这些早期的自给经济也是一种错误。我们不知道非工业地区的人民是不是比300年前过得更糟。在寿命、食物摄入量、婴儿死亡率、识字能力,以及人类的相互尊重方面,从撒哈拉到中美洲,许多人忍受着难以描述的苦难。用一个虚假、浪漫的过去来判断现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伤害。通往未来之路不是回到更悲惨的过去。

正如第二次浪潮文明不是由单一因素促成的,当然对其也不能做单一的评价。我已经把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正反两面都呈现出来了。我一方面予以谴责,另一方面又加以赞扬,这是因为简单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我厌恶工业文明压榨第一次浪潮国家人民和原住民的方式。我不会忘记大量的战争、残酷的杀人方式、夷平广岛的原子弹。我以第二次浪潮文明的自大和掠夺为耻。我不能忍受贫民窟里人力资源、想象力和精神的浪费。

然而,无理地憎恨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人民并不是创造未来最好的方法。工业制度是一个装有空调的噩梦、一片废墟、一种恐怖的场景吗?它像与科学和技术为敌的人所说的,只是一个“单一幻象”的世界吗?不错,但是不只如此。它和生命一样,是永恒之中痛苦与甜蜜交织的一刻。

不论个人如何评估过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工业游戏已经结束,它的能量用尽了,第二次浪潮的力量消失了,下一次浪潮继之而起。有两项改变使得工业文明不可能再“正常地”继续下去。

第一,我们已经到达了“对抗自然战争”的转折点,生物环境不再能忍受工业的伤害;第二,我们不能再无限制地依赖不可再生能源——迄今为止这仍是工业发展主要的支撑力量。

这些事实并不代表科技社会的结束或能源的结束,但是显示出所有未来的科技进步都会受到新环境的限制,同时也显示出在新能源起而代之以前,工业化国家会一再遭遇激烈的衰退现象,更换新能源的过程加速了社会和政治变革。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廉价能源耗尽之际,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情形是如此。第二次浪潮文明失去了两股最基本的支撑力量之一。

同时,另一股潜在的支撑力量——廉价的原料也逐渐衰退。高科技国家在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将近尾声之际,将会自行开发新资源,与非工业国家进行买卖,并且逐渐减少其经济依赖,它们也可能继续和非工业国家交易,但是会采取全新的贸易条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成本都会大幅提高,整个文明的资源基础都会和能源基础一起改变。

这些工业社会外在的压力和制度内在的压力互相配合。不论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的家庭制度、法国的电话系统(如今比许多无名小国还糟糕),还是东京的通勤铁路系统(差到乘客涌入车站,劫持铁路官员以抗议),情况都一样:人和制度都到达了最后的突破点。

第二次浪潮的系统已经陷入了危机。我们发现福利系统的危机、邮政系统的危机、学校系统的危机、卫生服务系统的危机、都市系统的危机、国际财务系统的危机、国家本身的危机,第二次浪潮的价值系统也陷入了危机。

工业文明的角色系统也陷入了危机。我们见到的最激烈的现象就是性别角色的再修正。我们从妇女运动、同性恋合法化、中性时装的流行可以看出传统性别期望的混淆。职业上的角色界限也很模糊,护士和病人都重新定义他们与医生之间的角色关系。警察和教师打破他们固定的角色,采取不合法的罢工行动。更高级的法律重新定义律师的角色。工人越来越需要参与感,推翻了传统的管理角色。工业制度所依赖的角色结构的崩溃,比所有表面的政治抗议和标题作家期望掀起的浪潮都更具革命意义。

最后,这些压力(失去主要的支撑力量、社会生存制度不良、角色结构的崩溃)的汇合使最基本、最脆弱的结构——人格产生了危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崩溃造成了人格的危机。

今天我们眼见许多人拼命从暧昧的电影、戏剧、小说和励志书籍中找寻失去的自我。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各种古怪的人格危机。

危机下的牺牲者把自己投入集体治疗、神秘主义或性游戏中。他们渴望改变,却又惧怕改变。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脱离目前的存在,踏入一个新生命——变成非我。他们希望更换工作、配偶、角色和责任。

即使被认为成熟自满的美国商人也不免会对现状感到不满。美国管理协会在一次调查中发现,有40%的中层管理人员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有1/3以上的人梦想能选择另一种让他们觉得更愉快的生活。有些人针对这种不满的情绪采取了行动,他们辞去工作,去当农夫或滑雪教练,找寻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重回学校,或绕着越缩越小的圈子乱转,最后在压力下崩溃。

不满的根源在于他们自身,他们承担了不必要的罪恶感。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一个客观大危机的主观反映,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串演了一部戏中戏。

我们可以把这些危机视为独立事件,可以忽略能源危机和人格危机之间的关系,漠视新科技和新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潜在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很冒险,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事并非如此单纯。如果我们从不停变化的浪潮及波浪的冲击这个角度去思考,即可以把握住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工业文明已经逝去,我们可以从变化的迹象中找寻新的趋势,即非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辨认出第三次浪潮在何处。

第三次浪潮将成为我们余生的规范。如果我们希望缓和旧文明和新文明的交替过程,如果我们希望维持自尊并且安然度过眼前无数的危机,必须认识并创造出第三次浪潮文明。

如果我们仔细环视周遭,会发现在失败与崩溃之中出现了成长和新力量的迹象。

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可以听见第三次浪潮在不远的海岸边咆哮。





第十一章

新的综合方法



1950年1月,20世纪下半叶刚刚开始时,一个消瘦的年轻人带着崭新的大学文凭,搭了一夜的长途汽车,驶往他认为这个时代最现实的中心所在。他身旁坐着他的女朋友,座位下放着一箱书,他凝视着缓缓涌现的黄昏美景,一路上,中西部的工厂被甩在飘雨的车窗外。

当时,美国是世界的心脏,环大湖地区是美国工业的心脏,而这里的工厂就是心脏当中跳动的脉搏。钢铁厂、铝业厂、机具和铸模板厂、炼油厂、汽车厂等脏兮兮的建筑物绵延数英里。机器声震耳欲聋,金属承受着压、敲、钻、弯、焊、锻、铸等各种加工。工厂是整个工业时代的象征,但是对一个出生在半温饱、中下层家庭,学了4年艺术史和社会理论的男孩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地方。

我在那些工厂里待了5年,不是做办事员,也不是管人事资料,而是做流水线工人、技工、焊工、货车司机,干着操纵钻孔机、打模型、修机器、为非洲的矿井生产巨型除尘机、组装流水线上轰隆驶过的货车等工作。我通过第一手的经验了解到,工厂工人在这个工业时代如何挣扎求生。

我咽下了工厂里的灰尘、汗水和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