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移民与文化(《美国种族简史》《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者托马斯·索威尔新作,历时12年,走遍4大洲,探访15个国家与地区。纪录片式讲述6大种族的移民与文化进程)

移民与文化(《美国种族简史》《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者托马斯·索威尔新作,历时12年,走遍4大洲,探访15个国家与地区。纪录片式讲述6大种族的移民与文化进程)

0 / 0
How much do you like this book?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file?
Download the book for quality assessment
What’s the quality of the downloaded files?
Year:
202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Language:
chinese
ISBN:
B08RS69YNV
File:
AZW3 , 4.19 MB
Download (azw3, 4.19 MB)
Conversion to is in progress
Conversion to is failed
1 comment
 
www
防走失(怕被墙),留个Q群9224456,欢迎大家推荐书单和喜欢的书,互助帮找资源,尽力而为,影视和音乐也一样。
06 April 2022 (03:23) 

To post a review, please sign in or sign up
You can write a book review and share your experiences. Other readers will always be interested in your opinion of the books you've read. Whether you've loved the book or not, if you give your honest and detailed thoughts then people will find new books that are right for them.
1

移民与文化

Year:
2020
Language:
chinese
File:
EPUB, 3.94 MB
0 / 0
2

移民

Year:
2020
Language:
chinese
File:
MOBI , 6.67 MB
0 / 0
移民与文化




[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





刘学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1章 移民的文化 特定种族文化对群体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影响

第2章 德国裔 从古老的德意志民族到年轻的德国

第3章 日本裔 漫长的崛起

第4章 意大利裔 超越罗马帝国

第5章 海外华人 世界上最大的少数中间人群体

第6章 犹太移民社群 无法安歇的影子和大屠杀唤醒的身份认同

第7章 印度裔 印度的印度人vs海外的印度人

第8章 历史和文化 解决当代自大的解药

致谢

注释





纪念卡特·古德里奇





他让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在一个年轻的研究生面前变得栩栩如生





前言


本书讲述的是不同人群的冒险旅程,这些旅程本身也是一场冒险。本书的写作历经十几年的时间。现在你正在阅读的版本和作者在1982年首次设想本书的时候所想的样子非常不同,与写作过程各个阶段所展现出的样子也不相同。比如,最初作者只想写一本书,但是变成了目前为止的三本。《种族与文化》于1994年出版,该书最初是同一书名的鸿篇巨制的最后一个章节。这个鸿篇巨制也包括本书涉及的每一段历史。另一个衍生物是1991年出版的关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平权运动的研究,书名为《优待政策:国际概况》(Preferential Policie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本书对于作者来说也是一场冒险的旅程,它不仅是作者头脑的冒险,也包含一系列旅程。这些旅程将我带到4个大陆的15个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我在这些年里拜访过两到三次。这些国家的很多数据、文学和专业技能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如果我一直坐在家里,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这些资料的。这些旅程让我能够亲眼看到不同的人群,看到他们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节奏。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之间经济上的不同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神秘而诡异的理论进行解释。

历史对于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就像历史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一样。能够证明这两点的例子将会出现在后面的章节里。但是历史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更不是理论上应该发生的事情。历史不能被美化来体现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纳”和“相互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不那么值得尊重的部分。不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来说,尊重都是赢得的,而不是发给入场的每个人的纪念奖。相互尊重不可能是由第三方开具的处方,因为到底什么值得尊重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或者为个人所接受的社会价值观。而“同等的尊重”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如果每个事物都受到同等的尊重,那么尊重这个词将失去其原始的含义。

诚实地说,我们根本无法预计对历史的研究会怎样收场,不论是从群体间相互尊重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看都是如此。本书的创作过程也没有按照预期的情形发展,而是从一本书变成了三本非常不同的书,而且每一本书在内容和结论上都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我的一些早期的关于多民族社会的手稿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我认识到,对于多民族社会的研究是一个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的项目,这个项目更适合一个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去做。

本书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当我们在谈论群体和群体文化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一个大任务。

——托马斯·索威尔

写于胡佛研究所





第1章

移民的文化

特定种族文化对群体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影响





全世界有1亿左右的移民——其中1 900万是难民,移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尽管受制于现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数百万人越洋迁徙这种戏剧性事件直到过去的几个世纪才发生,但在之前的很多个世纪里,发生在大陆内部或者横跨较小水域的个体性迁徙和民族整体迁徙时有发生。正因如此,今天的英国裔不仅仅生活在英国,马来裔不仅仅生活在马来西亚,土耳其裔亦如此。移民和征战将人们带到他们当前所居之处。

征战只是人类迁徙的方式之一。在征战发生之前,或者在其萌芽时期,大量的难民会迁移以逃避通常伴随着征战而来的大屠杀或者其他暴行。其他一些人的迁徙并非源自他们的个人意愿,而是因为被迫奴役。不论是通过陆路还是海路,这些人都被当作商品输送到需要他们的地方。跨越欧洲的斯拉夫人和跨越大西洋的非洲人都在此列,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也因此被迫迁徙。自由民族也曾经被迫进行大规模迁徙,可能是因为遭受驱逐或者强制迁移,例如奥斯曼帝国曾经用政治上可靠的人群来填充被征服地区,抑或进行“种族清洗”,20世纪最后10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类大规模迁移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被驱逐出东非,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将其他非洲人驱逐出境。这类规律同样能够在中欧的历史中被找到。“驱逐、疏散、流放和强制遣送、强制迁移和惊慌失措的流窜都是中欧历史的重要部分。”我们想象中的迁徙是和平的、自愿的,然而这只是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在; 世界上改变分布格局的一种方式。

种族和区域之间的差别是迁移的核心。迁移人群通常要付出很多很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超出单纯的交通费用,也超出寻找新的工作和新的居住地的费用。最沉重的代价之一就是切断熟悉环境里的个人牵绊,人们需要面对陌生土地上新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而旅途本身经常伴随着巨大的危险。这些危险可能是大西洋那让无数木质船只沉没的风暴和海浪,也可能是在20世纪晚期东南亚大规模逃逸中乘船外逃的难民所遭遇的风险。这些难民在绝望中出逃并在公海遭遇悲惨的命运。海盗和不适于远距离航海的船只造成了大批难民的死亡。这类风险与人们所处的位置和他们想去的地方息息相关。

迁徙的故事不仅对迁徙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对他们所到达的土地和他们对这些土地造成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为了理解迁徙的影响,首要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些移民带来的他们原来国家的文化。有时候,这些文化是一些非常具体的重要技能,比如胡格诺派在16世纪迁往日内瓦和17世纪迁往伦敦的时候带去了制作钟表的技术,这些技术让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钟表制作的中心。同样,德国人在光学、钢琴制作和啤酒酿造方面的技能使得德国裔成了世界上很多国家一个或多个工业的主导力量,在美国更是几乎垄断了这三个行业。

有的时候,起作用的并不是特定的技能,而是一些对工作和冒险的态度。这些态度会让一些移民在他们迁徙前本没有接触过的领域里大放异彩。比如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最开始是种植园的劳工,进而开始经营一些自己的小生意,而后,通常是几代人之后,他们往往崛起成为工程、医药或者其他相关行业的杰出人才。文化转移不总是牵扯技术和成就的简单转移,更不局限于财富的转移。一贫如洗的移民在新的国家里发展壮大起来,并让这个新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富强。这类故事可以说司空见惯,华人在东南亚各国做到了这些,黎巴嫩人在西非做到了这些,而无数其他群体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做到了这些。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讨论特定移民群体的历史。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以这些移民的经历为背景,寻找一些移民的大概规律。我们同样将看到这些规律会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些规律包括移民群体本身的差异,比如他们来自什么环境和他们的生活是怎样演变的。





移民群体的不同


移民群体的不同不仅仅表现为其发源地的不同和移居地的不同,也表现在其携带技术的不同。这些移民群体有着不同的移民原因和人口统计学特点,比如年龄分布和性别比例的差异。一些群体能够快速融入新世界的文化,而另一些群体在很多代甚至很多个世纪里,都会保持他们古老的处世方式。这些不同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按照“民族特点”来追踪,因为在很多群体里,这些特征会比“民族特点”的差异范围小。虽然偶尔也会有特殊情况。打个比方,来自印度不同区域的群体在海外的文化相似点不可能比他们在印度时的文化相似点多。甚至在不列颠群岛这些小的范围内,苏格兰移民和威尔士移民也不会从事相同的职业。他们在海外的经历的相似之处,也不会比他们在不列颠群岛的时候多。另一方面,一些文化规律超越了国界。我们可以从德国境内和境外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中发现这个特点。拿19世纪来说,德国境内的文盲率不仅比同时代的斯拉夫国家低,在俄罗斯帝国里生活的德国人的识字率也比生活在俄罗斯帝国的斯拉夫人高。在1900年的奥地利帝国,德国裔的文盲率是6%,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裔的文盲率是75%。反过来讲,生活在普鲁士的普鲁士人的文盲率也比同时代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高。另外,一些文化规律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种族或民族,而是属于所有生活在类似地理环境中的人。换言之,可能全世界范围内生活在类似地理环境中的人都有一些类似的文化规律。

人类的迁移既包括季节性迁移,也包括永久性迁移。早在现代的跨海迁移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牧羊人的季节性迁移和游牧民族的永久性迁徙就已存在。移民之间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停留的时间上,从暂时寄居到永久定居。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移民在新的社会所从事的行业上。而且暂时旅居者扮演的经济角色也各有不同,一些旅居者是农业劳工,负责为其他国家收割庄稼;而另外一些旅居者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负责在另外一个国家创造一些新的行业。旅居者所能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世界各国的少数中间人。我们在本章和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讨论这些不同。其中包括移民的起源与移居地的不同、移民输出地及其文化起源发展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一些旅居者或者少数中间人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





起源与移居地


不论是从技术和理想的角度讲,还是从起源与移居地的角度讲,移民都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随机的。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群往往在自己原本居住的国家也是非典型性人群。这种非典型性可能体现在地域方面,也可能体现在社会起源方面。以19世纪晚期瑞典人大规模向外迁移为例,这些移民很少来自适宜居住的平原或森林区域。而大部分迁移出国的瑞典人原本在瑞典的生活区域都缺乏优良的生存条件。同样,意大利南部向外迁移的人群也开始于农业最落后的偏远山区。二战前迁徙到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多数来自一些特定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总人口只占意大利总人口的10%。在1979年,从印度迁移到中东国家的人口一半以上来自同一个州——喀拉拉邦,这个州的人口只占印度总人口的不到3%。

移民通常和他们起始国的主要人群存在着不同。不仅如此,这种选择性迁移在每个国家的选择性上也存在差异。以19世纪末希腊和西班牙到美国的移民与同时期意大利到美国的移民为例,前者的文盲率比后者低很多,但是从国家的角度讲,当时希腊和西班牙普通人群的文盲率要比意大利普通人群的文盲率高。同样,移居地也不是随机的,特定的移居地通常会关联特定的起源地。

来自黎巴嫩一些特定城镇的移民通常聚居于哥伦比亚一些特定的城镇。黎巴嫩人迁移到非洲西海岸国家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的过程也存在同样的规律。来自黎巴嫩特定地区的人会集中在新国家的特定区域里。然而这个规律不仅仅存在于黎巴嫩人之中。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的移民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卡拉布里亚农场社区。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的渔民大部分都是来自墨西拿北部和莫尔费塔的意大利渔民。来自斯特龙博利的意大利移民在新西兰创造了一个他们占多数的意大利村庄。来自达尔马提亚南部一个区域的巴尔干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的一个区域聚居在一起。同样的聚居规律也发生在北达科他州的瑞典移民、多伦多的马其顿移民以及菲律宾的日本移民中。伴随着移民在某个地区的聚集通常也会存在行业的聚集,比如移居澳大利亚的希腊人,来自锡米岛的佐泽卡尼斯的移民半数以上都成了渔民,而来自伊萨卡岛的移民大多成了酒席承办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世纪晚期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身上,闽南人大多倒卖橡胶、咖啡、胡椒和烟草这些产品,但是广东人和客家人大多经营碾米作坊、木材加工作坊、设备工厂和工厂。

输出国特定区域的移民聚居在移居地国家特定区域的现象有时会延伸到邻里层面。以纽约的犹太人为例,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聚居在下东区,离俄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移民聚居街区不远,但是德国的犹太移民就住得离下东区的东欧犹太移民很远。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意大利移民分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伦多、纽约和其他城市的不同街区。和前代的爱尔兰移民不同,最近移居澳大利亚悉尼的爱尔兰移民通常居住在都市比较贫困的区域。在孟买,一些街区完全被来自印度特定区域甚至特定村庄的移民占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的地理分布特点仍旧和整个人口的分布特点不同。同样,亚裔美国人也存在特有的区域分布特点。

这种移民分布特点,体现了最早的个人、家庭或者家庭团体在决定到海外碰运气的时候在新的土地上形成新社区的方式。新的社区一旦成立,这些移民就成了他们所在村庄、城市和地区的信息来源。这些先驱为他们的村庄、城市和地区提供了关于这个新的国家非常局部化的信息,并且为其他人的迁移和定居提供了有形的帮助,尤其是当其他要迁移的人是他们的家人时。在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中,多数从爱尔兰移居美国的人的船票,都是先前移民美国的家庭成员为他们买的。多数在此期间移居阿根廷的人的旅费,都是以前的移民或者他们未来的雇主为他们提供的。西非的黎巴嫩商人和东非的印度商人曾经普遍地为想要追随他们到新国家定居的年轻家庭成员提供工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一波接一波来自一个特定家庭或社区的移民潮曾经被称作“连锁性迁移”。在半个多世纪里,澳大利亚90%以上的移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迁移的。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送回家乡的信件成了追随者决定要不要跟随前代移民的脚步的关键因素。虽然多数南欧移民都按照种族群体的方式聚居在澳大利亚,但是这些种族群体的多数也并非完全封闭,只容纳来自一个特定城镇或村庄的移民。在20世纪末期,纽约的印度人群体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一大群印度移民居住在几栋大楼里,但是这几栋大楼分布在包含其他群体的社区里。在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里,并不是说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排除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或者排除原本就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公民。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聚居在一起。然而,移民还是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同化。移民首先会被来自输出国不同地区的同胞同化,之后会被现在所生活的国家的社会成员同化。

有时候,这种规律会更加复杂。波兰人和来自历史上早就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的斯拉夫人往往追随德国移民的脚步,因为他们习惯于德国移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所以有大量德国移民的美国城市后来吸引了很多来自普鲁士的波兰移民,如密尔沃基、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底特律。而这些波兰移民往往定居在城市中德国人聚居的区域。同样,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往往聚居在波兰犹太人中间或者相邻的区域。来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挨着来自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来自卢布林的犹太人挨着来自卢布林的波兰人,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同样如此。这种聚居方式并不一定代表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友谊。恰恰相反,芝加哥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不友好广为人知。但是他们又在商业上离不开彼此,常常互为商人和客户,因为他们熟悉彼此的经营方式和语言。

有时候,这种规律在另一个层面上会变得很复杂。一个家庭的一些成员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就会召唤散落各地的亲属来此聚居。比如,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希腊家庭会鼓励他们居住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的亲属来澳大利亚与他们会合。虽然这些追随者的移民路径并不集中,但是从人类相互关系的角度讲,这些迁移又不是随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起源与移居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多数黎巴嫩移民的移居地都是埃及和欧洲的城市,如里窝那、马赛和曼彻斯特。因为这些城市和中东存在贸易关系。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黎巴嫩移民的移居地变成了西半球。之后,他们开始移民西非。这种变化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但是并不是随机的。即便移民都来自同一个国家,也不代表他们在文化上是相同的。到19世纪中期,迁移到埃及的叙利亚-黎巴嫩人通常是来自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等大城市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而接下来迁移到西半球的通常都是来自山村的天主教徒,迁移到西非的主要是来自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虽然他们移居地国家的人通常将所有这些人统称为“黎巴嫩人”或“叙利亚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当然,当这些人以奥斯曼帝国的身份移民阿根廷的时候,他们也会被统称为“土耳其人”。将人们按照输出国划分的敌对主义者,在移民定居海外新的国家之后还是会进行这样的划分,悉尼、巴黎、伦敦、纽约、达喀尔或圣保罗都存在这样的人。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来自冰冷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具有农业背景的移民会定居于冰冷的明尼苏达州或威斯康星州的农业社区,或者为什么印度的齐智种姓放贷人会变成缅甸或马来半岛的放贷人。比较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来自中国南部没有特定技术的工人最终会变成遍布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的私营店主,而且他们的后代会在这些国家变成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如果不承认存在宿命论,我们就可以在移民自身文化发源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的影响方面找到线索。





地理环境


地中海世界的地理环境和东南亚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体现在土壤、矿产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也体现在河流、山川、气候、疾病等其他方面,这些因素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群。泰国谚语说,“就像鱼儿生活在水中,大米生长在土地上”。这种可依赖的充足感在地中海世界并不常见。地中海世界荒芜的山岭、匮乏的雨水和贫瘠的土壤让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艰辛,这个地区的人们也因此以节俭著称。更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并不像我们在地图或地球仪上看到的那样是二维的。某个特定的文化往往在一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就像伊斯兰文化在中东和北非占据的地位一样。尽管如此,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山区的人们还是会保留一种与低海拔地区非常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如亚美尼亚人和阿比西尼亚人。

在平原的摩洛哥人成为穆斯林的几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才成为摩洛哥里夫山区的宗教。同样,在英语成了苏格兰平原的主要语言之后,盖尔语仍旧在高地被几代人使用。与此相同,在希腊语成为低海拔地区的主要语言之后,瓦拉几语仍旧在希腊品都斯山脉地区存在了很长时间。山区和高地确实让人们从文化和经济上产生了隔绝,如苏格兰高地和锡兰(斯里兰卡)殖民地的高地。这两个地区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低海拔地区被另一种文化占领融合了很多年之后,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即便山区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国家或者受一个帝国的管控,这种管控也往往无法一直有效,如奥斯曼帝国管辖下的黑山山区、摩洛哥苏丹管辖下的里夫山区和莫卧儿王朝统治者管辖下的印度高地。与世隔绝是政治自制和文化隔离的关键,在很多贫穷的山地都是如此。1860年,意大利南部亚平宁山脉的123个路加尼亚村庄有91个完全没有任何道路。即使到了20世纪,希腊的品都斯山脉地区也有些地方完全不通车,当地人只能靠骡子和步行进出,其中一个村庄直到1956年才通电。在20世纪晚期的摩洛哥里夫山区,冬天积雪会完全堵塞道路。

山地社区的文化隔绝因暂时性的迁徙而稍稍得到缓解。男人会到低海拔地区寻找工作,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带回一些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看法,而留在家里的女人甚至连这些看法都没有。而且,外面的人偶尔也会来这些山村生活,从而为山村带来一些新的看问题的视角。通常,大部分婚姻里的男性和女性不但来自同一座山,而且来自同一个村子。最终,很多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会因为贫穷而让他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其代价就是这些孩子的教育,由此也切断了另一个与外面的世界接触的源泉。

世界不同地方的山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规律,那就是那里的人会利用冬季漫长的时间制作丰富多彩的家用手工艺品,至少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是这样的。比如,瑞士木雕不但在家门口的挪威找到了对手,而且在世界另一边的克什米尔找到了对手。从编织品到金属器具,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家庭手工艺品从山区被运送到全世界的市场上。物品虽然很小但是价值往往很高,足以支付从山区运出来所花费的高额费用。

在贫瘠落后的山区生活的艰辛培养出了举世闻名的斗士,这些斗士可能来自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苏格兰高地人、印度廓尔喀人、阿尔巴尼亚人、摩洛哥瑞非人、越南山地居民、瑞士人。这些人不但在自己的祖国令人畏惧,作为其他国家的雇佣军也如此。英国军队著名的苏格兰高地军团和廓尔喀部队曾经和为奥斯曼军队服务的阿尔巴尼亚人和瑞非人并称。与他们齐名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为佛朗哥作战的5万到6万名瑞非战士。据估计,在15世纪到18世纪,大概有100万瑞士士兵作为雇佣军死于对外战争。

山地人的战斗能力也常常体现在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抢劫和血仇上。在几个世纪里,高地的掠夺者靠劫掠低海拔地区更加富饶的地区为生。库尔德人袭击亚美尼亚村庄,苏格兰高地的人袭击苏格兰平原的人,在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印度和中国西藏都存在类似的事件。世仇也是山地人锻炼战斗技能的出口。美国塔格佛克河地区声名狼藉的“哈特菲尔德与麦考伊宿怨”作为一个案例,反映了这些南方移民来源的英国地区的民风。而这样的部落世仇和家族世仇在其他山区同样存在,如摩洛哥的里夫山区、黑山的巴尔干山区、高加索山区和中国台湾的山区。

一些山区发现的矿藏为矿业和与矿业相关的技能提供了契机。因此,哈茨山的德国人成了著名的矿工。波希米亚、挪威、西班牙、巴尔干和墨西哥等国的矿藏都产生了对德国工人的需求。德国人通过这种方式迁徙到上述各个国家的事实也说明,虽然地理环境为居住其间的人提供了机会,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人会抓住这些机会。否则,这些国家的所有有矿藏的山区和平原地区都应该培养出土生土长的矿工,也就不会有进口德国矿工的需求了。

从地理的角度讲,山脉和高地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地理障碍,而且这些地形会对环境的其他部分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河流和小溪能够稳定地流淌是因为山川上积雪的融化,在热带非洲这样没有山脉的地区,河流水量会变化非常大且极不规律,因为支持这些水流的只有雨水。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和土耳其的托罗斯山脉都能提供充足的雪水,供山下的平原发展灌溉农业,而单靠雨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溪流发源于高海拔的高原、山脉或山麓丘陵时,高地对河流有一个消极的影响。因为河流必须通过湍流或瀑布的方式急流而下,坡度大的河流通常很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被引导。山脉同样对于降雨模式有重大的影响。当潮湿的空气飘向山脉时,潮湿空气形成的一侧的降雨量通常是被称为“雨影”的山脉另一侧的好几倍。因为潮湿空气在翻越山顶的时候会丢失大部分水汽,结果就是居住在同一个山脉或者山麓丘陵两侧的人拥有不同的农业机会。意大利南部亚平宁山脉西侧的一些地方年降水量达到2 000毫米,而东侧只有300~500毫米。同样,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喀斯喀特山西侧的平均降水量是东侧哥伦比亚高原的10倍。

通常,山脉的两侧不但雨量不同,坡度也不相同。这个事实曾经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在坡度较缓一侧的人可以轻松地爬上缓坡,然后从天而降袭击他们的邻居。山口的位置和形状同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文化意义。罗马士兵很轻易地就能通过山谷到达高卢,但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通过通往德国的山口,因此罗马文化首先到达高卢,其后才以二手的形式到达德国殖民地。

沿海居民同样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与内陆地区的居民相比,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接触得更多,因此往往更加有文化,更加懂技术,也更加会社交。与其他和地理相关的文化特征类似,这些特点并不是种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有时候,沿海居民在种族和民族上是不同的,如历史上德国人曾经处于俄国的沿海边缘地带。但是内陆人和沿海人的不同仍然存在,哪怕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因此,中世纪身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的斯拉夫人,在文学、建筑、绘画等文化领域和现代商业领域比内陆地区的斯拉夫人要进步得多。同样,热带非洲的沿海居民与外界的接触更多,在科技和社会组织能力上进步更多,从而成了奴隶主奴役内陆地区的非洲人。沿海地区作为文化十字路口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世界上的很多通用语言都起源于这些地区,不论是在黎凡特、非洲的斯瓦希里海岸,还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港口。

当然,土壤对可能进行的农业类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可能的社会类型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土地富饶的地区,同一个家族世代以耕作为生是可能的,但是在土壤贫瘠的地区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些地区,一块土地几年之后地力就会枯竭,人们不得不放弃这块土地,寻找新的耕地,同时让原来的土地自我恢复。一块土地如果不能长时间供养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必须不停地迁移,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不会存在城市以及与城市相关的文化。在热带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移动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很常见。这些文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伟大城市,而其土生土长的居民长期以来常常被其他更加城市化的社会或国家征服和奴役。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同样如此,中东欧的斯拉夫人长期实践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从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犁具出现之后,人类才形成定居的社会。就像农业的自然属性影响城市生活的可能性一样,与城市相关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农业。因此,16世纪威尼斯、米兰和热那亚这些繁华城市的内陆地区引入了很多重要的农业方法。

北非、中东和亚洲中部的沙漠和草原往往会出现游牧社会。这些游牧民族出现了很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一波又一波来自中亚和高加索的征服者在几个世纪里将其他民族驱逐到东欧和南欧,在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平原和巴尔干地区形成了征服的连锁反应。那些被驱逐的民族转而驱逐其他民族。另外一种不那么戏剧性也不那么极端的迁徙方式,是发生在一些地区的季节性迁徙。一年不同的时间,羊群和其他动物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放养以免造成地力枯竭。有一些民族妇女和孩子会留在一个固定的定居点,而男人和羊群会季节性地迁徙,巴尔干地区就是如此。

当我们把山脉、河流、气候、土壤等地理因素放在一起考虑的时候,它们的重要性比单独考虑的时候更大。比如,降水对农业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降雨量的多少,还取决于土壤保存水分的能力。中国北部的黄土保水能力非常好,中等程度的降水量就足以保证农业的繁荣了。而在巴尔干地区石灰岩土壤的条件下,雨水一降到地面就会流入地下。同样,河道可调整性的经济价值也和附近的土地密切相关。如果河流流经的土地工业或农业并不需要其资源,就算河道可以通航,那么它的经济价值也微乎其微,亚马孙河流域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河道的可通航性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俄罗斯也是如此,河流和国家的其他自然资源相隔甚远,且河流彼此不连通,与流经主要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区域且彼此连通最终流向大海的河流相比,这种河流的经济作用非常小。与此相反,有些港口虽然不及其他港口深,不及其他港口宽广,也不及其他港口遮蔽性好,但是如果这些港口是附近生产区域内唯一的出口,那么它们还是能够成为繁忙的港口的。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和东非的蒙巴萨岛就是这样的例子。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杜布罗夫尼克港口也是如此,这个港口战略性地处于中世纪的国际贸易路线上,因此得以发展繁荣,虽然港口本身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有时候,某些地区存在着最优的地理环境,比如欧洲的西北部。另外一些地方几乎所有的有利要素都不具备,比如热带非洲的一些地区。还有一些地区具备某些有利要素而不具备另外一些有利要素。这种分布情况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差别,另一方面是人口或人力资源在技能和经验上的差别,而后者往往是更基本的。鉴于地理要素的组合方式千差万别,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发展特定技术和经验的机会也各不相同,而全球化的移民将这些具有不同技能、天分和外观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另外一片土地上相互竞争,因而这些人很少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命运。

地理影响能够将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区分开来,哪怕这两种文化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而类似的地理影响和类似的社会规则可能存在于世界上相隔遥远的两个地方,山地人的劫掠和世仇就是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说,这种规律并非“民族特征”或“种族特性”,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理起源。这些规律也不是种族特征,哪怕我们只将种族特征定义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非基因的不同。特定的文化体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特定的种族是协同扩展的,日本文化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或者并非天然如此。简而言之,地理影响穿过国家的边界和种族的界限,在不同国家产生类似的效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或者在同一个种族具有不同文化的成员中产生不同的效应。这并不是说民族文化影响是不存在的,显然,这些影响是存在的。语言、宗教和政治传统是将一个民族不同人群统一在一起的文化价值,但是这些不同的人群还会受到不同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由地理、历史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规律与单纯的“民族特征”或“种族特征”并不一样。这些因素可能相互重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们也会变得非常不同。

地球上的大陆和地区从地理上讲并非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内部也不是均质的。一个地区地理影响的总和可能和另外一个地区地理影响的总和大不相同。这些不同不仅影响了原本的这个区域,也影响了从这个区域出发迁徙到世界各地的人群所固有的文化。

从地理的角度讲,世界上最幸福的区域之一就是北欧和西欧,那里有发展现代工业经济所需的所有资源。铁矿石和煤炭储备是钢铁工业和基于钢铁工业的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要素,而这些资源都集中在鲁尔谷、威尔士、瑞典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法国和德国曾经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进行过艰苦的战斗。北欧广袤的沿海平原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提供了优良的农业资源。其间交错着很多可以被疏导的河流,它们将大片的土地从经济和文化上交织起来。欧洲有很多半岛、岛屿和数不胜数的港口,这帮助欧洲很轻易就获得了航海的途径。墨西哥湾暖流温暖了西欧国家,给了它们相对西半球或亚洲同纬度地区更加温暖的冬季。伦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比美国大陆48个州都要靠北,但是它的冬季要比纽约温暖得多,更不用说与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城市相比了。

东欧、中欧和地中海地区并没有相同的优势。墨西哥湾暖流对大西洋沿岸欧洲国家气候的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它对欧洲大陆东部和中部国家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在这些地方,河流冻住的时间更长,冬天更长,而且冷得让人难以忍受。现代社会所需的自然资源也不那么充沛,比如在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地区就没有这些资源。在巴尔干地区找不到北欧那些广阔的沿海平原,那里的山川直接伸展到海边,而岸边的港口也不能通过河流和内陆连接起来。西班牙地区也缺乏能够导引的河流,而西西里既缺乏河流也缺乏降水。

这些地理优势方面的巨大差距不仅体现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财富差距上,也体现在生活其间的人民的技能、工业经验和生活方式上。比如,当地中海人移居美国或澳大利亚时,他们没有像德国或英国移民那样带去工业化所需的技能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带去的只有在贫瘠的土地上和地中海的海水中艰难挣扎了几个世纪所积累的节俭,以及同样的生存环境所铸就的顽强和耐受力。意大利移民往往能够忍受贫穷和窘困的生活环境,并且会从他们微薄的工资里节省出钱来。这些品质在欧洲国家、西半球和澳大利亚都广受认可。而意大利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的根源就是他们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传承。同样的特点也烙印在很多其他地中海民族身上。但是意大利人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不仅包括南部地中海人,也包括北部波河河谷的工业社会人群。波河河谷在地理、经济和文化特点方面和北欧及西欧非常相似。

欧洲不同地区的人拥有的不同技术和经验造成的结果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加以验证。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平均收入和英国、苏格兰、荷兰以及挪威移民最低收入的15%相当。在学校里,他们的孩子往往被本土生的美国孩子以及北欧和西欧移民的孩子落在后面。他们孩子的智商往往和美国黑人孩子相当,甚至更低。这些特点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在二战前的澳大利亚,来自意大利南部、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希腊乡下的移民通常都是文盲,而且他们的第一语言往往是本地方言而不是原本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

这些来自南欧国家的澳大利亚移民3/4都来自崎岖的丘陵和山区,或者是这些地区陡峭的海岸和岛屿,很少来自城市或平原。虽然这些偏远地区最终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这些人具有的技能还是远远落后于来自其他有着更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欧洲国家的人所具有的技能。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收入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来自希腊、意大利或南斯拉夫的澳大利亚移民收入的中位数仍低于来自联邦德国或英语国家移民收入的中位数。在专业和技术职业中,来自南欧的澳大利亚移民的占比仍旧非常低。几乎一半的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希腊移民和绝大多数南斯拉夫移民都是没有技术的劳工。

同样,亚洲也存在这样显著的地域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地理环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将亚洲的两大古文明分隔开。一个是中国文明,另外一个是印度文明。这两大文明分别发展起来,其差异远远大于任何两个欧洲或中东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其文明自成体系,而且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文明领先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对中国产品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是欧洲除了金银就没有能够用以交换的货物了。在阿拉伯人将指南针介绍到欧洲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就在船舶贸易中使用指南针了。在欧洲第一次用印刷术印刷谷登堡《圣经》的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印刷书籍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亚洲、欧洲和非洲都有很大的需求量。中国文化对韩国和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波斯和俄罗斯这些遥远的国家产生了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影响。从8世纪到13世纪,外部因素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少是通过移民传播的,至少不能和欧洲文化向西半球的大规模扩散相比。欧洲文化的传播方式不仅仅是通过上百万欧洲人的迁徙实现的,也是通过西半球世居民族的欧洲化和被带到新世界的上百万非洲人的后裔实现的。

日本作为一个例子时刻提醒着我们,自然资源匮乏本身并不足以阻碍工业的发展,虽然自然资源的匮乏会阻碍这种发展在特定社会结构下自然地产生。日本的工业化是对欧洲——尤其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美国经验的移植。这来自日本政府的刻意选择,其目的是举全国之力追上西方国家。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却没有发生在印度、阿比西尼亚或巴尔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它几乎没有答案。甚至没有得到系统化的研究。许多个世纪以前,日本也曾经非常热衷于来自中国的文化和技术。那时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简言之,地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并非决定性因素。否则,日本和瑞士这样的国家早就成了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但是事实上,它们位列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虽然大量的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移民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他们带去的文化只影响了他们自己所代表的小圈子,对于外面的世界影响甚微。或多或少,这些亚洲移民会吸收新环境中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保留那些能让他们在这些新国家发展起来的固有的工作方式和规则。

亚洲的西南部也被称为中东。中东同样有很多到其他国家生活的移民,这些移民的文化特点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发展其间的地理环境。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既缺乏热带环境常有的充沛的食物资源,也缺乏北欧具备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中东人自古以来就需要艰难地维持生计,不论是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还是过着灌溉农业生活的其他人。也许从这个地区发源然后扩散到全世界的作为异乡的少数中间人的贸易生活才是最艰难的。中东作为经济重地,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欧洲和亚洲的贸易中转地,因而产生了很多贸易港口和很多擅长贸易的民族,其中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黎巴嫩人最为知名,不但在中东,在有人居住的每个大陆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地区走出来的少数中间人的技能和天赋与从中国南部同样环境中走出来的中国移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的这些地区没有发展工业所需的地理条件,但是有重要的商业港口。因此,经商成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存技能。

迁移本身并不总是永久性的。其长度从几个月、几年到几代人不等。从古至今,牧羊人一直和他们的羊群一起迁徙,从夏季的牧场到秋季的归家收割,再到冬季的避寒之所。农业劳工同样随着季节迁徙。这种迁徙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内部或邻国,也可能发生在北半球到南半球之间。他们利用两个半球的季节逆转,在一年中寻找两次种植周期。来自法国阿尔卑斯山和中央山脉,以及瑞士和奥地利山区的山地人冬天常常离开家乡到城市里工作,借以补贴微薄的家庭收入。在法国奥弗涅的高地有一种说法,“一半人的生计依赖于另外一半人的季节性迁移”。

同样,意大利北部的人常常在春天出发到其他国家工作,然后在秋天返乡。伦巴第人会去瑞士,威尼斯人会去奥地利,皮耶迪蒙特人会去法国。这些欧洲内部的区域性迁徙并不是偶然的。直到19世纪末,在欧洲内部迁徙的意大利人仍旧多于渡过大西洋迁移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在中欧和东欧也存在这种长久以来的季节性迁徙,比如波兰的女人和孩子会迁移到德国东部的糖用甜菜农场工作。很多穷人因为巴尔干地区地形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无法加入国际化移民浪潮。直到19世纪晚期,铁路才通到这些地区。到达塞尔维亚的第一条铁路建成于1878年,然而东欧和中欧的季节性移民比铁路的建成要久远得多,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马车或步行穿过那里的平原,这与巴尔干人面临的崎岖地形不同。

旅居者并不仅限于这种季节性迁徙。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人没有理由将他们留在外面的时间和季节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往往留在国外很多年直到完成自己的任务。移民中的旅居者与定居者不同,他们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商人。正是这些人在19世纪将现代工业知识和技术从英国带到日本,又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将这些知识和技术从西欧和美国带到俄国,并从英国、法国和德国带到阿根廷。其他的旅居者包括来自中国和黎巴嫩的商人和其他少数中间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规律,就是在国外工作一生,等到年纪大了归国养老。这种状况持续到他们的祖国因为压迫或暴力变成越来越少人愿意回去的地方。

从理论上讲,永久迁移者和旅居者无论存在多么大的差别,实际上使用这种归类方式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外部条件和移民者自己的观念变化总是会影响他们选择寄居还是定居的决定。当黎巴嫩人发现自己的祖国变成了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地方之后,他们往往滞留海外,不情愿地变成定居者。他们定居的地点可能是他们最初迁移的地点,也可能是之后搬到的另外一个国家。比如,塞拉利昂的黎巴嫩移民中的马龙派基督徒往往会在退休后到爱尔兰养老,因为他们与在塞拉利昂做传教士的爱尔兰牧师联系非常紧密。反过来讲也一样,很多原本准备定居的移民,一旦发现这个国家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者迁居另外一个国家。然而,也有一些人在迁移之初就很明显是会回去的,比如那些将妻子和孩子留在国内的男性,和像西西里人那样将很大比例的收入都存起来的人。

旅居者和归家者往往会对他们的祖国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巴基斯坦198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9%来自海外劳工的汇款,而这些汇款填补了该国86%的贸易赤字。1980年在中东工作的亚洲移民一共向他们的祖国汇回70亿美元。这些移民多数人都是留妻子和孩子在国内的年轻男性。很显然,这些人都是旅居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旅居者同样对他们寄居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构成了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80%~90%的劳动力。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国外汇款构成了它们财务表上的重要科目。以1979年为例,葡萄牙的海外汇款相当于出口总额的70%,土耳其的海外汇款相当于出口总额的80%,埃及的海外汇款相当于出口总额的93%,而约旦的海外汇款比出口总额多出26%。一项关于这种现象的调查指出,“很难想象能有一种机制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转移到这么多(这么穷)的国家让这么多的国民受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汇款者多数都是没有技术或技术水平不高的工人,所以他们汇回去的钱帮助的通常都是工薪阶层的家庭而不是精英阶层。外国援助通常也是这种形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全球范围内的海外汇款总额超过了全球所有政府机构提供的跨国援助的总和。

返回的人带回去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技术和改变了的观念。意大利移居者回到家以后总是“像大人物一样”。这样的故事在各国的移民中都有流传,比如,回到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耆那教徒过上了让很多其他耆那教徒看不惯的高高在上的富足生活,就像意大利返乡者被其他意大利人看不惯一样。有时候返乡者会和其他返乡者一起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圈子里,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印度,都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除了观念上的转变,他们的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比如,虽然意大利南部人对正规教育并不十分看重,但是很多意大利移民返乡之后很乐于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正规教育。一项在20世纪下半叶进行的意大利移民研究给出这样的描述:


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甚至大部分土地所有者都是从美国归来的。

更让人震惊的是,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移民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找一切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意大利的高等学府接受教育。我在意大利南部村庄的研究表明,移民带来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之一就是创造出成群结队的教师、律师、医生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这些人的培训费用都是由他们移民美国的父亲通过长期劳作攒下来的。这些移民为意大利社会贡献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




不论是对意大利人还是其他民族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进步。有些人经历了很多失败之后返回家乡,也有一些人返回家乡之后就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鉴于往往是更加穷困和没有技能的人才会移民,显而易见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国外从事低技术水平的工作,而且回国时他们也没有获得更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永久定居者还是作为旅居者生活在国外,那些出门时就已经决定返乡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理由主动适应外面的社会,虽然他们有足够的动机和雄心努力工作存下钱来改善家庭生活。移居工业发达的西北欧的希腊人的处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移民们愿意从事任何报酬不错的工作,并不考虑晋升的空间或职业培训。何况多数移民的教育水平都很低,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所在国家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而且这些移民都乐于长时间加班加点,因此无法剩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升自我。有些移民在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业流程中学习了一些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希腊本土的需求量非常低,因为希腊的大部分工业还是低技术水平的工业。很多返乡者不愿意在希腊的手工业行业工作,因为他们在这里挣的工资只有在国外挣的工资的一半左右……返乡者通常愿意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他们能够稍稍用上自己在外学到的技能的职业。同样,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返乡者常常很轻易就恢复本土劳动力所习惯的轻松的工作方式。




这些返乡图景之间的差异并不矛盾,也没必要拿来证明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你在很多国家能同时看到这两种场景。但是很少发生返乡者比离开之前过得更差的情况。那些除了积蓄什么也没有带回来的返乡者,即便一回来就恢复了以往的生活方式,至少现在他们也能够负担得起之前负担不起的消费品。而且通过浮光掠影地观察外面的生活方式,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在希腊的旅居者中,大多数人具有希腊的农业背景,但是很少有人在返乡之后仍旧从事农业。在国外的生活除了让这些返乡者更加城市化,希腊返乡者往往还表现出改变了的对家庭生活、宗教和政治观点的态度。对于想要摆脱贫困的人来说,更好的房子和更高的生活标准这种轻微的改变并不是小事。一项研究发现,巴基斯坦返乡移民存款的22%用在了购买或建造房子上,而在泰国返乡移民中这个比例是60%。孟加拉国移民将6%的存款用于启动一个小生意。斯里兰卡移民花在这件事上的钱占到了他们总存款的23%。

我们必须把诚挚的返乡者和那些因某种情况只是从形式上返回他们的祖先一度生活的地方的人区分开来。在几个世纪里,很多德国人移居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军队战争期间占领暴行的反抗,这些地方对上百万德国人进行了驱逐。因此,数量巨大的德国人“回到”了他们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国家。同样,东非在战后初期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曾经大规模驱逐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从政治上讲,这是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祖国,而事实上,很多人就生在他们所处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回过他们祖先的祖国。很多人并没有回到印度次大陆而是定居在英国。19世纪早期,美国曾经计划将奴隶们“送回非洲”。这种尝试一样是把人们“送回”他们没有见过甚至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也没有见过的地方。虽然这项回到非洲的计划从来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大规模实施过,但是确实有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黑人定居在了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用一种惨痛的方式证明他们确实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对非洲的疾病没有生物抵抗力,所以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

移民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甚至对于那些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没有计划返回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外一个国家,直到定居下来。举个例子,大部分迁移到美国的波兰人在到达美国之前都在波兰之外居住过。很多南欧人也在自己的祖国之外居住了很长时间才定居在澳大利亚。移民的故事经常包含再次移民的经历。这些重复迁居的故事也通过不同的场景测试着一种文化的顽强性。比如,犹太人在几个世纪的大规模迁徙中并没有损坏他们文化的传承性,也没有损坏他们的凝聚性,虽然这两个特征在整个迁徙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化。

征服者、难民、奴隶和旅居者这类迁移模式,超越了决定定居国外的迁移模式。即便在150年前的跨海大迁移时代,也有大量的人会返乡。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大约有3 000万人离开了印度次大陆,其中2 400万人回到原来的国家。虽然这些印度移民散落在从南太平洋到加勒比海地区到东非上千英里[1]的海岸线上。在这个图谱的另一端,难民很少返乡。不论他们躲避的是饥饿还是暴力迫害。前者如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难民,后者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来自东欧的犹太难民。19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不到10%的爱尔兰移民和犹太移民回到原来的国家。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大约60%的意大利南部移民、克罗地亚移民和斯洛文尼亚移民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移民各种各样的迁徙原因也体现在不同的移民规律上。难民对他们原本的社会群体来说更有代表性,不论是从年龄、性别还是从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来说都是如此。而旅居者通常都是男性,而且通常都是年轻人。中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大规模迁出的时候,男性移民的数量往往是女性的好几倍。不论这些移民的移居地是美国、拉丁美洲、亚洲,还是澳大利亚。

当移民从寄居变为定居的时候,性别比例通常就会发生变化,变得男女比例更加均衡。有的时候这种变化很急剧。前面的男性为主的移民群体常常跟随着一个女性为主的移民群体,当然出生在新世界的移民后代通常性别比例是均衡的。有时性别比例均衡的方式是,一些男性仍旧遵循寄居的模式返回故乡,而女性会留下来。通常女性都是决定留下的男性的妻子。不论这些男性是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定居,一旦做出这种决定,他们就会捎信让家人来和他们会合。在那些父母安排婚姻仍旧很盛行的地区,女性移民通常是去投奔他们的未婚夫的,她们常常会一到达就结婚。这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日本移民中曾经非常常见,在澳大利亚的意大利移民中也不少见,特别是那些无法负担一趟回家选新娘的旅费的意大利人。

从原则上讲,难民虽然与旅居者或其他类型的移民不同,但是这种差异常常很难被区分,在20世纪晚期尤其如此。那个时候为难民设计的到别国避难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常常会被一些人利用,这些人宣称自己是受迫害的难民以规避移民法。一些专业的非法移民中介在其服务中包含了帮助移民编造故事的项目,以帮助这些移民博取庇护。而且非法移民者也了解到将自己伪装成难民能够增加被允许停留的可能性。申请失败的人也包括真正的合法移民和难民,这些人的移民路径因那些滥用输入国的慷慨和信任的非法移民活动而受到限制。





少数中间人


一类特殊的移民就是少数中间人,这些人包括商贩和放贷人。前者既包括推车小贩,也包括国际商贸人士,而当铺老板、小额贷款大亨、国际金融家则属于后者。通常,在这些职业中,处于上层职位的人很少,多数从业者处在收入、技术、经验水平都不足的初级阶段。然而,即便是中等富足的少数中间人,也会比真正富足的贵族或匠人等其他群体受到更多的仇视。只不过,那些获得巨大财富的极少数少数中间人往往被视作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而不是特例。

从某种程度上讲,少数中间人加速了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转移。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会生产任何产品。不论是在一个民族小圈子里还是在一个国家里,少数中间人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为了让这些活动成为一种可行且持久的工作,这些少数中间人和他们的客户必定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除此之外,每个社区或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少数中间人。但是不论少数中间人在历史上和其他社会角色的种族和文化差异有多大,少数中间人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种族和文化。

一些少数中间人是非洲人,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一些是中东人,比如黎巴嫩人和亚美尼亚人;一些是不同种族的亚洲人,比如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最广为人知的少数中间人是犹太人,包括欧洲人和中东人。从文化角度讲,这些人在语言、饮食、音乐和社会习俗方面各不相同。仅仅在文化被狭义地定义为工作技能、工作习惯,以及从事少数中间人这个行业所需的坚毅的时候,这些不同的人群才会显示出共同点。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一种特定的“人工成本”,这种特性被经济学家称为经济活动中的经验和知识。

在群体关系中常常出现的摩擦如果发生在少数中间人身上,就会变成极端的敌意。“大屠杀”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指代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针对欧洲的犹太人进行的群众暴动和暴行。然而,同样的报复性恐怖事件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少数中间人身上。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东南亚的华人都曾经遭受这样非人的折磨。举一个令人震惊的当代例子,在斯里兰卡大街上一个被随意选中的泰米尔人被从公交车上拖拽下来,浇上汽油,被一个僧伽罗暴徒点着。当她痛苦地死去时,人们却围着现场跳舞拍手。在1966年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中,数以万计的伊博人被暴徒不分良莠地杀害。回到1895年,土耳其暴徒屠杀了大量亚美尼亚人。其间3 000多男人、女人和儿童逃到一个大教堂里避难,而暴徒用30桶汽油点燃了教堂,将所有人活活烧死在教堂里。

所有这些无辜受难者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代表了这些国家的少数中间人。这些人并不都亲自从事少数中间人的职业,只是周围的人群通常会遇见他们民族的人从事这个职业。哪怕多数的泰米尔人、伊博人或亚美尼亚人都在其他行业从事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

少数中间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起了这样恶毒的敌意?其他的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也曾面临不同程度的敌意,比如移民、奴隶的后代或本政府地区的世居居民。但是并没有哪个少数群体曾经那么多次面临那样大规模的致命的暴力行为。数以万计的伊博人被他们的尼日利亚同胞屠杀。而在奥斯曼帝国,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超过100万。在几个世纪里,欧洲的犹太人一次又一次遭受丧心病狂的暴徒的屠杀。而这些都发生在政府控制的有600万受害者的纳粹大屠杀之前。而且,少数中间人自己很少是掀起仇恨的暴力之徒。

虽然造成仇恨甚至被暴力对待,但是各种各样的少数中间人还是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少数中间人会受到这样特殊而严重的仇恨和暴力。也许让人们对他们产生强烈情绪的事实是,他们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在历史上一直被误解和谴责,而谁在发挥这些职能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少数中间人的社会孤立性让人们很容易想象他们最坏的一面。“抱团排外”是一个经常用来形容他们这种孤立性的词。在这种情况下,熟练的煽动者就能利用这种形象,煽动公众对他们产生疯狂的仇恨。

虽然中间人是按照他们的经济职能定义的,但是少数中间人经常存在于本地人不能提供自己的中间人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产生本地中间人的原因千差万别,可能仅仅是这种职业不能吸引本地人,然而更多是因为本地人无法长期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进行竞争。以阿根廷为例,本地阿根廷店主发现,自己的生意在与犹太移民的竞争中每况愈下。因为这些犹太移民提供更低的价格,而且让原来只能付现金的客人使用信用赊账。照搬这些犹太人的做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在微薄的利润空间下,这种经营需要精打细算,还需要忍受在艰难的生活水平下生存,直到有足够的客户资源能用数量来弥补单价上的损失。允许信用赊账同样需要精明的判断,比如赊给谁、什么时候赊、赊多少、赊账的条件是什么。在这里,经验是不可替代的。同样不可替代的还有根据观察和交往得来的对当地每个人的了解。在这个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领域里,有着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经验的少数中间人很明显有很多优势。在这个行业里,精明的理解、辛勤的工作、加班加点和不可避免的风险都是常态。对于那些漫不经心的人来说,破产并不遥远。

犹太人是最著名的少数中间人,他们甚至成为这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海外华人被称作“东南亚的犹太人”,黎巴嫩人被称作“西非的犹太人”,帕西人被称作“印度的犹太人”,等等。事实上,犹太人并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少数中间人,而且少数中间人也不是现在各国犹太人最主要的职业。从历史上讲,犹太人确实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中间人这个行业里。他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军团时代,一些犹太小商贩跟随罗马军团的脚步将商品兜售给被占领地区的人。在最近几个世纪更加开放的社会里,犹太人和其他少数中间人在通过商业经营保证自己的家庭生活的同时,往往会将自己的子女送去接受职业教育。但是甚至在那个阶段之前,少数中间人就已经同时掌握很多其他技能了,比如鞋业、纺织和服装制造业、宝石雕琢、金匠银匠等技能。

这些职业并不是中间人的职能,虽然它们是一些中间人分化出来的职能。在这里犹太人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或规模最大的例子。印度的帕西人和马尔瓦尔人作为少数中间人也在本国的纺织行业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黎巴嫩人曾经以英国的曼彻斯特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纺织品经销商网络。在18世纪的俄国,阿斯特拉罕地区的250家服装制造厂有209家是属于亚美尼亚人的。

同样的规律能够在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身上被观察到。这些海外华人和远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遵循着同样的职业路径。他们不但从事零售商和当铺老板等传统的中间人行当,还经销工厂主生产的产品,小到服装大到电脑。海外华人是最大的少数中间人群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有3 600万,是犹太人总人口的两倍还多。在本书的第5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商业起步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在那些地区发挥的经济作用比犹太人在欧洲和西半球的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左右,但是在历史上,这些占少数的海外华人拥有和经营这些国家大部分商业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企业的多数都是中等规模,而且是家庭经营的。海外华人垄断大企业的情况也不少见,甚至有些跨国巨头也是家族经营的。

其他的少数中间人也曾经垄断世界上一个特定地区的商业,比如东非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美国黑人区的韩国人和很多国家的黎巴嫩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垄断性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历史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了,而且很多人被集体驱逐了。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少数中间人都会遇上这种命运,因为他们遭遇的仇恨往往和他们的成功一样广泛而令人诧异。这些少数中间人往往从谦卑的起点开始,有些人至少实现了中等的富足,另外一些人会变得真正富有。

在20世纪晚期,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一共有5个亿万富翁,这5个人都是海外华人。但是很少有少数中间人是带着自己的财富来到另外一个社区或国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为自己和自己身处的社会创造了财富。通常他们创造的不仅仅是特定的生意,还有之前并不存在的一个行业或职能。这些白手起家的少数中间人在历史上往往都是从沿街叫卖者或小商贩开始的。比如,19世纪美国和阿根廷的犹太人还有南澳大利亚、西非和西半球很多地方的黎巴嫩人都是如此。布鲁明戴尔、哈革尔宽松长裤和李维斯这些企业都是从这样谦逊的开端发展起来的。当然,大部分商贩都没能达到这样的商业高度,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最终拥有了自己的店铺甚至连锁店铺。

少数中间人通常都是城里人,即便在农业社会里也是如此。有时,一个国家的少数中间人的绝大多数会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研究表明,法国的黎巴嫩人大多生活在巴黎,象牙海岸的大部分黎巴嫩人生活在阿比让,而澳大利亚的黎巴嫩人3/4生活在悉尼。印度的帕西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孟买。19世纪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大多定居在纽约。在19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犹太人2/3生活在悉尼。在阿根廷,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在秘鲁的华人大多居住在利马,而生活在阿根廷的华人大多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少数中间人的职业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城市化,但是他们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的少数几座城市的事实说明,至少在最初的几代人里,他们需要与自己的同胞生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随后的几代人会越来越快地融入所在社会的文化,这种集中度就会慢慢降低。同样,随着后几代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其他的技术职业上,他们在中间人职业上的集中度也会降低。

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少数中间人往往会出钱资助农民种植庄稼。就像印度的齐智种姓曾经在缅甸采用的做法那样,海外华人也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采用同样的做法。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地土生土长的农民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带入世界市场。这些人借给他们钱并收购和售卖他们种出来的庄稼。现代交通也是通过这些拥有和驾驶小货车的印度人进入这些东非地区的。

虽然少数中间人为他们所在的社会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但是他们通常还是会被当作对经济没有作用的寄生虫。亚洲和非洲的欧洲殖民者、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以及宗教和世俗都把中间人的无用性当作一个主题。根据哈耶克的说法,仅仅将物理上不变的产品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到消费者那里并且获得利润的做法是“肮脏的巫术”。发源于中东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全都谴责放贷人通过收取利息获利的行为。然而,即便在中间人和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种族和宗教差异的情况下,针对非正式中间人的仇恨也在二战战俘营出现过。这让战俘中的经济学家非常沮丧。

很明显,如果中间人做的仅仅是将自己简单地插在生产方和最终的消费者之间,那么这些中间人能够很容易被规避。生产者可以自己开零售店,或者消费者可以直接从工厂购物。中间人存在的原因就是这些做法带来的成本和风险超过了使用中间人的成本。中间人的成本和风险更低,就在于他们在管理库存、处理客户和其他技能上拥有专业性和经验。中间人还能很好地管理低收入顾客的信用赊欠,因为他们了解每个客户,并且能够比生产者或政府更近距离地和这些客户接触。简而言之,中间人减少了相关的经济交易成本。否则,顾客或生产者将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交易。

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曾经经验性地想要验证中间人是没有用的寄生虫。政府曾经大规模驱逐一些少数中间人,这些举动带来的往往是价格和利息率的升高。有的时候,该国的经济甚至会完全崩溃。这些事实明显地证明了少数中间人的作用。然而,这些惨痛的经济教训并不总是能引起人们在政治上的反思,更别说在政策上的改变了。虽然有时这些被驱逐的少数中间人确实会被邀请回来,但是政策逆转带来的政治尴尬常常会阻碍这种政治逆转的发生。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禁止犹太人进入俄国,为了规避她自己发布的禁令,她秘密地告诉自己在里加的官员,为了引进“一些商人”,可以在不提及这些人的民族或宗教的情况下给予这些人通行证。为了避免里加的官员错误领会她的暗示,她还用德语加上一条附言,“你如果没看懂我的意思,就不怪我了”。在这次秘密交流之后,犹太人开始被招募到俄国。

少数中间人通常并不仅仅是纯经济领域的中间人,他们还是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中间人。有的时候,统治阶层或统治种族想要从贫穷阶层征集钱财,但是又不愿意直接和这些贫穷阶层接触,这时少数中间人就会协助土地所有者收集租金或协助政府征税。所有这些角色都会让他们更加不受欢迎。即便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也希望有一个第三方帮助其处理其他民族的事宜。其原因可能是它们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语言和习惯,也可能是它们觉得其他民族没有品位,或者它们觉得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其他民族。所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帕西人为中介,和孟买人打交道、收税和营销。大的欧洲商务公司在西非经常雇用黎巴嫩人作为中介和当地人接触,而它们在东非经常雇用印度人作为中介。从更世俗的角度讲,少数中间人还发挥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他们协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完成经济交易,而这些人往往由于文化障碍无法独立安排这些交易。一个发生在19世纪东欧的例子很有代表性,有人问一个鲁塞尼亚人让他铺一个屋顶需要多少钱,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为接受这样一个合同感到沮丧,拒绝做出估算。然后一个犹太人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走到这个鲁塞尼亚人面前报了一个材料和工时的总价,鲁塞尼亚人接受了。当然,这个犹太人也获得了自己的利润。




在这里,这个犹太中间人做的事情和全世界少数中间人做的事非常类似。他作为中介把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办成。而原本双方因为文化障碍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同样的交易。这种中间人通常被斥责为“剥削者”,但是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交易的双方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宇宙里,根本无法交流。

少数中间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故事,也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故事。世界各地的少数中间人存在种族、宗教、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让他们在与周围人的关系的总的社会和政治规律中显得格外突出。少数中间人遭受的仇恨有着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味。推动一个社区或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人被那些被动的受益者愤恨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类总体非理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也说明人们容易受到技艺高超的煽动者的蛊惑。

不论对少数中间人的攻击多么恶毒,这些攻击都很少是自发的。这些少数中间人往往在好几代甚至好几个世纪里都能和他们周围的社会和平相处,直到发生一些事件或一些运动使他们成为靶子。这些非常态的煽动者往往是生意竞争对手,虽然有时煽动者仅仅是希望获得政治前景的挑拨者。这些政治挑拨者可能是微观上的“社区领袖”,他们在黑人社区煽动黑人对抗韩国或越南店主。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国家层面的独裁者,比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或纳粹德国的希特勒。





规律的变化


移民不论是跨越陆地还是穿越水域进行的,由于输出国与输入国不同,移民开始的国家往往都不同。后一种差异往往体现在另外一种移民规律上。只有非常少的法国人进行了移民,即便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时期也是如此。相比之下,1891年出生在爱尔兰的人2/5生活在爱尔兰之外。移民者内部的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的存在非常重要。

虽然有时不同的移民群体在到达不同的移居地时经济窘迫情况相当,但是他们往往有不同的生存技能、工作习惯、存储习惯和变成酗酒者、暴力者或犯罪者的可能性。因此在几个世纪里,人们对有些国家的移民需求往往比对另外一些国家的移民需求大,甚至有的时候比对本土人的需求还大。

在中世纪的欧洲,西欧的土地变得非常拥挤。但是那里的农民往往能够在大陆东部或爱尔兰找到价格更便宜、数量更多的土地,他们面临的领地限制和责任也非常少。东欧的土地所有者非常欢迎这些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拥有一些本地农民不具备的技能,比如弗莱明人的排水技术和德国人的不同耕种技术。东欧的土地所有者和统治者给予这些西欧农民很多优惠政策,包括更有利的经济条款,更多的人身自由,甚至允许他们遵守自己原本所在区域的法律而不是新的移居地区不熟悉的法律。不仅是现有的统治者会尽力吸引这些农业移民,可能的征服者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招募支持者,他们在向东欧或爱尔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会给出类似的承诺。

通过移民进行的技术转移在城市社区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在中世纪,东欧和巴尔干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由具有不同城市技术的外国人建立的,而本地人大多生活在乡村。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大多由希腊人建立,而东欧和东南欧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由德国人建立的。马来西亚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新加坡的华人数量超过了马来人。后来新加坡变成一个独立的城邦,因为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如果继续将新加坡纳入自己的领土,就会威胁马来人试图建立的国家霸权。

有时候,移民来自更发达但是更拥挤的国家,比如西欧国家。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从更加贫穷的国家迁移到更加繁荣的国家。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移民也往往不是穷人中最穷的那些。不论在爱尔兰、意大利还是其他国家,都是如此。稍稍富裕一点儿的人更容易积攒起足够的路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动机、技术或经验。真正富裕的贵族往往没有理由忍受旅途的艰辛和搬家的麻烦。但是也很少有特别穷困的人愿意付出昂贵的旅行费用,到海外谋求更好的生活。

20世纪晚期移民更发达国家的人,通常比原来国家的普通人群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技能和较好的工作经验,不论他们原来的国家在欧洲、亚洲、非洲还是大洋洲。在1989财务年从这四个地区移民美国的人1/5从事专业或技术工作,另外10%以上从事执行管理工作。从印度移民美国的人绝大多数都从事这种高水平职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中期,有超过1.5万名工程师和超过1.5万名医生从印度移民美国。然而,在拉丁美洲人中,往往是那些具有较低技术水平的才会移民美国。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可能和这些地区与北美的距离以及旅行费用有关。亚洲人也有很多是低技术水平的移民,但是他们的移居地往往非常不同。比如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合同劳工往往都去了中东。

然而大体上说,移民都是从更贫穷的国家到更繁荣的国家。美国的工程师和医生不会大规模地移民印度。在欧洲国家里,移民的规律同样是从贫穷的国家到富有的国家。以1990年为例,出生在西班牙而居住在法国的人大约是出生在法国而居住在西班牙的人的两倍。联邦德国作为这块大陆上的工业巨头,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其境内的移民数量是最多的,超过500万。换个说法,居住在欧洲的外国人1/3在联邦德国。反过来讲,欧洲最大规模的移民来自贫穷国家,超过100万来自摩洛哥,大约150万来自伊朗,超过150万来自意大利,超过200万来自土耳其。就像全世界的其他移民一样,这些移民并没有随机地分布在这块大陆上,也没有平均分布在不同的输入国里。意大利人占到生活在比利时的外国人的1/4以上,占到生活在瑞士的外国人的1/3,但是只占到生活在联邦德国的外国人的1/10。土耳其人则占到生活在联邦德国但出生在德国之外的人群的1/3。虽然在欧洲意大利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摩洛哥移民,但是生活在荷兰的摩洛哥移民与意大利移民的比例几乎是10∶1。

移民不仅和他们输出国的普罗大众存在不同,和移居地国家的普通人群也存在差别,而且他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也不同。移民的选择性本性决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移民刚刚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往往低于和他们具有相同国籍、民族和种族背景但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在10年或15年之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往往超过这些同胞。在美国的黑人、白人和华人移民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规律,而且同样的规律也出现在加拿大和英国。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条件、移民的规模、输出国和输入国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将会在本书的剩余部分依次讨论这些时代和人群的变化。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评估这些移民者的命运,还要论述他们的移民行为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因为移民不仅仅意味着移民者身体的物理转移,还从根本上意味着技能、经验和其他“人力成本”在地球上的重新分配。正是这种文化的变迁影响了民族和大陆的变化。





交通的变化


今天的人们对于横跨大洋的旅行已经司空见惯,但事实上,这种旅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出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哥伦布和比他早80多年出生的郑和都是无畏的冒险家,他们在海洋上航行了几千英里。在利夫·埃里克逊的带领下到达格陵兰岛的维京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都只是少数人的伟业,而不是大规模的移民。在哥伦布之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往往是横跨陆路进行的,而且通常和战争有关。也有横跨平静的地中海或其他内海的情况,但是这些水域都不能和大西洋或太平洋相提并论。甚至在导航系统和造船工艺让横跨大洋的大规模移民成为可能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行为仍旧是非常危险的。

帆船时代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就是将移民装在卫生极差的船舱里,这些移民往往会感染水痘、红斑等疾病,且常常被虱子困扰。这些移民所待的船舱在夜里或在海上的风暴中往往都会充斥着恐怖的哭声。有的时候,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或痢疾会暴发,并在拥挤的船舱里蔓延。1738年到达费城的15艘船里,只有2艘船的大部分乘客下船的时候身体保持着健康状态。据估计,1749年大约2 000名德国移民死在海上。1745年在一艘船上,400名乘客只有50名活着到达。1752年的数据是200人有19人活着到达。1847年到1851年,40艘英国移民船在大西洋上沉没,死亡人数超过1 000。更多的时候,虽然船只安全抵达,但是船上的很多人都没有在艰辛的航行中生存下来。19世纪中期,在通往美洲的拥挤的移民船上,17%的人死在途中或者死在刚刚到达的时候,这些都是典型的灾难性后果。零散的数据显示,18世纪旅途中移民的平均死亡率是4%~6%。19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降到了小于1%,因为蒸汽船替代帆船明显降低了船只沉没的概率和疾病带来的死亡率。

蒸汽船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但让航行变得更快更便宜,而且让旅程到达时间变得更加准确。在船只还依赖于不稳定的风的时候,离开和到达的时间从来都不能被准确安排。移民必须聚集在港口城市等待帆船的到达。这些人不但要将微薄的积蓄耗费在等待期间的食宿上,而且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在此期间,他们身边都是本地的陌生人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移民,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疾病环境,对于彼此携带的疾病的抵抗力是不相同的,因此疾病的发生概率要比一般情况下更高。这不仅限于他们在港口期间,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船上进行长时间航行的时候,食物和水的缺乏还会造成航行者抵抗力低下。一项18世纪针对德国移民的研究显示,2 800个移民在港口等待多时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航行到达美洲,整个航程死亡率高达16%。

蒸汽船改变了一切。帆船横跨大西洋所需时间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但是蒸汽船完成这个旅程可以预测就是10天左右。现在移民能够按照预定出发时间到达港口,省下了在码头长时间等待所花费的金钱,也避免了这期间的健康损害和相关的犯罪行为。旅行时间的缩短和船体的增大同样节省了成本,并且降低了海上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食物和水缺乏的情况下造成的抵抗力低下,也包括旅行带来的疲乏。19世纪60年代,旅行工具从帆船变成了蒸汽船。随之而来的是移民群体数量的增大,移民的输出国也变得各不相同。现在跨海旅行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成为可能,旅费也低了很多。

在蒸汽船出现之后,东欧和南欧的穷人逐渐成了跨越大西洋移民的主体,而跨越太平洋的移民也越来越多。在蒸汽船出现之前,越洋移民通常指的是从欧洲尤其是北欧和西欧出发跨越大西洋向美国移民。如果说乘坐帆船跨越大西洋是一个严峻考验,那么乘坐这样的船只穿越更大的太平洋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从中国或日本到达夏威夷比从伦敦到达纽约更远,而到达北美大陆还要再走2 000英里。蒸汽船的出现让更多的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能够加入蒸汽移民的行列到达西半球,而且蒸汽船让更多的移民从亚洲大陆到达南太平洋岛屿斐济和广阔的东非海岸。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往往作为旅居者或定居者到达这些地区。虽然斐济离印度有7 000英里,但是印度血统的人群最终占到这个国家人口的半数。

蒸汽船还在另一个方面改变了移民的规律。在帆船时代,贫穷的移民往往搭乘货船。那个时候,美国通常会运送大量的农作物到欧洲以交换产成品,这些产成品占用的空间比同等价值的农作物占用的空间要小得多,因此从欧洲出发向西往美国走的船只往往有余下来的空间。如果不顺带运送一些移民,这些多出来的空间就要空着,或者装上压舱物。运送这些人的成本非常低,所以船费往往非常低,很多相对穷困的人也能付得起,只要这些人能够到达有去往美国的贸易船只的港口。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和美国有着频繁贸易往来的北欧和西欧等地区的人更具优势,他们更易获得跨越大西洋的可负担的旅行机会。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移居地局限在现有的贸易航线上,因为移民只能在货船到达的地方登陆。蒸汽船的普及让航行变得更加经济,因此有的船只可以专门从事客运。这让地中海的人们和大西洋沿岸的人们都能够使用这种交通方式,而他们的移居地也可以是西半球新世界的很多地方。

简而言之,蒸汽船使得新的国际移民模式成为可能。在美国历史的第一个百年里,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但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事情就不是如此了。19世纪90年代,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占到移民总数的一半。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这个比例达到2/3。随着蒸汽革命的发生,移民输出国逐渐增多,移民总数逐渐增加。19世纪50年代,从世界各地到达美国的移民总数是260万。19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涨到520万。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从世界各地到美国的移民达到顶峰,人数是880万。蒸汽船同样让从欧洲到西半球的季节性移民成为可能,因而出现了意大利农业工人季节性到阿根廷工作的现象。这些人也得到一个外号,即“候鸟”。后来航空交通的革命再一次改变了国际移民的模式。

即便在大规模且越来越大规模的越洋移民的时代里,更多的欧洲移民也是通过陆路进行的。一些移民是从乡下迁徙到城市,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迁徙。而另外一些移民是从欧洲的一个国家到达另外一个国家。就像跨越大陆板块的移民一样,这些欧洲内部的移民也不是随机的。通常,这些移民从比较穷困的地区迁移到较为繁荣的地区,不论后者是一个新的城市、地区还是国家。荒芜的山地、土地贫瘠的农业地区或大陆上技术落后的区域,这些地理上处于劣势的地区通常是移民的输出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会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生活。所以波西米亚的山区、喀尔巴阡山脉、比利牛斯山脉、法国的中央高原地区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人会大量地向外流动。

有的移民是永久性迁移,有的移民是男性季节性地离开山里的村庄。在19世纪的德国,东部不太发达的省份被称作这个国家西部工业地区的“劳动力大本营”。不是所有人都属于德意志民族,一些人是来自普鲁士的波兰人。据估计,有25万波兰人在德国西部的鲁尔谷工作。法国也接收了大量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上千外国人在法国的煤矿工作,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人。1900年,在法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大约是40万。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是从更贫穷的国家到更富有的国家。接下来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那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某人从个人生产力比较低的地方迁移到个人生产力比较高的地方。因此很多具有高级技能的人会迁移到缺乏这些技能的地区,从而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德国和弗莱明的农民迁移到东欧和中欧并不是孤例。中世纪很多阿尔巴尼亚城镇的主要人口都是希腊人,而内陆地区更多的是斯拉夫人。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很多采矿城镇的主要人口都是德国人,这反映了德国人在采矿方面的高超技能。

与蒸汽船在海运方面带来的变革一样,火车在陆路运输方面也起到革命性的作用。事实上,铁路也极大地推进了越洋贸易与越洋移民。比如,很多国家通过铁路将农产品更容易且更便宜地运送到港口,或者从港口运送到各地,因而创造出一个国际化市场,将美国的稻谷运送到欧洲。这种市场格局的形成取代了欧洲农民的作用,因此这些农民中的很多人移民美国。同样,铁路将阿根廷的农业内陆地区和港口连接起来,相当于这些地区和世界的港口城市都有了联系,阿根廷的潘帕斯平原因而成为世界上小麦的供应中心。巴西的铁路将大量咖啡作物运送到港口,进而运送到北美和欧洲的港口。不仅如此,铁路将原本锁定在土地上的人解放出来,他们能够到达港口进行越洋移民。

陆路移民具有历史重要性,也发生在西半球内部。大量美国人从原本的东海岸定居地越过广阔的平原来到太平洋海岸,这一举动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疆域,而且塑造了一个民族。20世纪,很多黑人从南部来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广大的城市区域。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能够与前一个世纪处于高峰期的跨越大西洋从爱尔兰或德国移民美国的事件相提并论。即便在20世纪晚期,美国国内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移民也比从其他国家到美国的移民数量多。

二战后,航空旅行的价格相对降了下来,这创造出新的国际移民模式。对于中等富裕程度的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来说,他们不但能够到达美国,而且能够选择在美国境内的移居地。在二战后最初的一些年里,他们的移居地通常是纽约或周边地区。换言之,航空旅行让他们避开了美国南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民权运动开展之前曾有很多种族歧视的法律和行为,对于移民来说不是那么吸引人。更重要的是,航空旅行让西半球进入很多亚洲移民的可及范围。虽然在美国的移民史上亚洲人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人成为到美国的最主要的移民群体,越南移民和菲律宾移民加起来超过了欧洲移民的总数。在这个历史性的变革中,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交通这一件事,法律和政策的变化也将这个国家的大门向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敞开了。





移民政策


很少有哪个国家会长期保持一贯的移民政策,在历史上,只有日本从未改变过其拒收移民的政策。1991年,日本本土有1.24亿人口,另外有120万合法居住的外国人,这个数字不足其本国人口的1%。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外国人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巴西或其他国家的日本裔移民。另外,还有大概10万非法移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哪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会像日本那样拒绝移民,并保持自己民族的一贯性。即便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出现过“白澳政策”,但是在这个政策之前和之后,澳大利亚都引入很多非白人移民,并且在这个政策实施期间也引入各种各样的非英国欧洲移民。20世纪晚期,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保持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国家。相对于现有人口来说,澳大利亚接收移民的比例是欧洲接收移民的比例的两到三倍。

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的政策来定义它们想要接收什么样的移民,一些国家还有不同的政策来定义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允许什么样的人离开。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在几个世纪里以死亡为代价禁止任何移民行为。英国曾经试图阻止携带工业革命技术的移民到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去。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试图离开自己在法律规定的土地上的农奴将会受到惩罚。有时这种惩罚可能会是残忍的折磨或肉刑。准备开战的国家禁止服役年龄的男性移民其他国家。然而,更多的禁令还是针对试图入境的移民的。有一些禁令简直令人揪心,比如刚刚逃离死亡风险的难民在国界或码头被另一个国家拒绝,承载着从纳粹残害中逃离出来的欧洲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一个又一个港口被拒绝。

我们这里并不想在政治或道德上评价这些移民政策,我们只想看看这些政策在历史上是怎样变化的,而这些变化的起因和结果又是什么。19世纪很多国家曾经积极招募移民,甚至对移民的旅行和定居进行补贴。而在20世纪,很多历史上曾经这样做的国家开始收紧移民政策,有的国家收紧的幅度还非常大,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重要变化之一。而西半球的一些新兴国家曾经补贴移民的定居,借此促进其国内广阔的未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比如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入国并不需要做这些,但是美国的宅地法鼓励所有要在土地上定居的人,不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

然而,欢迎移民的政策不仅限于边缘国家。东欧中世纪的统治者通常都很欢迎德国农民,因为这些农民的生产力能够为他们带来益处。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征税得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这些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扩散到其他区域的其他农民那里。18世纪中期,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基于同样的目的将德国农民引入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为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从经济上为帝国做出贡献,并且在军事上为帝国带来先进的技术。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期都是正确的。

并不是所有的移民政策都基于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有些政策仅仅是应对当前公共情绪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很多对有生产力的群体的驱逐都是这种满足公共情绪但是损害经济利益的行为。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对犹太人的驱逐,缅甸对印度齐智种姓的驱逐,西班牙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以及乌干达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驱逐。

20世纪,西半球国家对于移民的管控越来越严格,这体现了几个因素的影响。沿海已经完全得到开发,新的土地已经住满人,继续没有限制地移民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和危险。因此美国和加拿大开始限定移民的数量和输出国,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渐渐加入这个阵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广泛失业让大家不再欢迎更多的来寻找工作的人。

二战后,对移民的输出国或民族进行限定的做法陷入了广泛的争议。反对者将这些政策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教条相提并论。白澳政策和美国对亚洲移民的严格限定都遭到这种批评。澳大利亚在二战中意识到人口少的劣势会让它无法抵御侵略,所以在战后积极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并且对一些移民进行资助。1965年美国通过一个新的移民法,取消了对亚洲移民的限制。所以亚洲成了美国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而拉丁美洲紧随其后。20世纪80年代,亚洲移民和拉丁美洲移民构成了这个10年里到达美国的移民总数的3/4。





移民的同化


除了要了解各种移民原来的文化演化背景,我们也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新环境,两者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特定种族和民族的历史以及特定国家和文明的历史,都会影响移民的文化表现。比如,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原来的文化模式,现在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又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换言之,他们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决定。这类问题的答案意义重大,不仅对于文化研究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同样意义重大。统计学上的不同往往和精神上的不平等相一致,因此,以一个人群在不同国家里对自己文化的坚持作为一个经验性的证据,不仅能够回答经验性的问题,而且能够回答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研究在俄罗斯、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生活的德国人的历史时,我们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里是不是发现了类似的职业规律、生活方式规律或其他规律?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得以保存,它们也能在不同的代际得到保存吗?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实与我们通常的假设的矛盾呢?这个假设就是一个特定国家内部的统计学上的差异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影响。

虽然我们不应过于极端,将移民的命运归咎于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对待,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完全忽略两者的关系。我们如果想了解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里,到底是内在的文化模式起作用还是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起作用,就必须对这个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进行研究。不论是移民文化还是社会甚至自然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会在不同程度上被新的社会文化同化。德国文化相比之下非常顽强,但是苏格兰文化很快就会融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语文化。而且,即便是一个给定的移民群体,它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融入新的群体也取决于它们被周围文化吸引的程度。

比如19世纪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堂,它们一方面努力同化新的爱尔兰移民,另一方面努力与来自阿根廷的爱尔兰移民区分开。移民自有文化模式的顽强性既取决于移民群体自身,也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在德国移民迁居俄国、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一个世纪之后,德语仍旧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的主要沟通语言和教育语言,这种案例并不少见。而德国人在美国的同化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化程度,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其他文化不那么有吸引力。同样,海外华人更乐于融入美国文化而不是马来西亚殖民地或后殖民地时代的马来西亚文化。生活在斐济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后裔也并不努力融入斐济人的生活,哪怕他们的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印度文化。相比之下,19世纪晚期来到美国的印度移民非常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以至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不同的族群。虽然到1980年,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口已经超过生活在美国的韩国或越南人口。

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文化变化的例子要数迁移到美国的东欧和南欧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了。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这些人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和文盲率高而臭名昭著,而且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但是到了1980年,东欧和南欧移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其他美国人的水平,在需要相当教育水平的专业岗位、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上,他们工作的比例也达到相当的水平。这说明,这些人在代际教育水平、职业领域和语言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族群的年轻成员有很多人具有不同民族的祖先,这说明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事情很常见。而不同民族的通婚正是民族同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但是通婚数据不一定就是同化的证据,比如,二战后有很多爱尔兰移民娶了澳大利亚公民为妻,但是这些“通婚”数据通常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和爱尔兰裔澳大利亚公民的婚姻。

移民相关的文化交流也不总是单向的。包围着这些移民的大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影响这些移民自身的文化,同样,移民的自身文化常常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产生影响。比如,阿根廷的西班牙语夹杂了很多意大利词语,这些词语就是意大利移民带来的。而美国文化中的幼儿园、圣诞节和汉堡包都来自德国移民。移民对其他人群的文化影响不仅包括直接影响,还包括间接影响。中世纪的马札尔人入侵者大规模迁移到匈牙利平原,将斯拉夫人生活的广阔的东欧地区分为两半。在斯拉夫人分成两群人之后,他们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区的斯拉夫人说着不同的斯拉夫语。

本书接下来的几章所讲的移民群体并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模式。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见解,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对群体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作用。这些人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也可能生活在他们移居的不同国家。这些人通常会定居在海外的相同国家,所以他们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的巨大差异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思考维度,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第2章

德国裔

从古老的德意志民族到年轻的德国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是德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德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超过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的历史。德意志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了。但是直到1871年,为数众多的碎片化的德国城邦和君主国才被俾斯麦统一起来,形成了德国这个完整的国家。但是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从德国向外的大规模移民就已经开始了。德国人一开始在欧洲内大规模移民,后来他们开始跨越大西洋。

在西半球被发现之后,德国移民开始加入大规模的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但是在此之前,德国农民就已经定居到分布在中世纪东欧大大小小的社群里了。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通常会鼓励这种移民,允许移民生活在他们自己祖国的法律体系下而非遵从东欧的法律和规则。虽然这种类型的法律被称为“德意志法”,但是事实上它们被用于管辖生活在特定定居点的所有人,哪怕德国人并不是该定居点的主要人群。许多定居点将周围的一些本地人吸收到德国文化中。德国土地法的盛行保证了农民私有财产的安全,其激励驱动的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利益远远超过东欧盛行的那种方式所带来的利益。简而言之,德国人将西欧的先进文化带到总体上更加落后的东欧。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统治者因此很欢迎德国定居者来到他们的土地上。

人们在巴尔干地区的不同位置发现了矿藏,因此德国矿工的社区也分布在巴尔干的各个区域。中世纪东欧的主要城市中心通常被德国人占据,不论在人口统计学上还是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是如此。本地人往往生活在周围的乡村里。在1312年之前,克拉科官方的城市记录都是用德语书写的。1312年官方城市记录的语言改成了拉丁语,但是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个城市的主要人口才变成波兰人。德国商人遍布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纽伦堡人掌管着波西米亚的金属贸易。德国人同样作为令人畏惧的战士受到东欧统治者的欢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就有德国炮兵。条顿骑士团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它征服了普鲁士并参与了波兰的战争。欧洲的德国移民并不局限于东欧和巴尔干。德国的技术手工业者15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分布在欧洲的各个角落。15世纪,有很多德国手工业者移民意大利。钟表制作只是德国人众多杰出的手工艺之一,德国的钟表制作师在米兰、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工作。1650年左右,法国邀请德国钟表制作师来到里昂,里昂在当时已经是欧洲一个领先的钟表制作中心了。

简而言之,德国人在几个世纪里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技术传播的重要媒介。他们将农业、商业、军事和很多艺术技能从先进的地区传播到落后的地区。这些作用都发生在越洋移民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之前,虽然这两个新时代都帮助德国人更好地向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了他们的技能。

移民的意义不仅是寻找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将技术传播出去,也有很多现实的理由让德国人想要逃离自己的祖国。18世纪,德国人连续几代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经历着无休止的战火。尤其是西南部地区,不断地遭受各个国家的军队的毁灭性攻击。庄稼被摧毁或被征用,人民遭受抢劫、掠夺或折磨,整个城镇被战火摧毁,工业和农业由于恐惧和不稳定而陷入瘫痪。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一项调查指出,在帕拉蒂诺一天就有23个村庄被焚烧。在整个战争期间,巴列丁奈特失去了4/5的居民。所以,18世纪西南地区移民现象特别普遍这件事并不令人惊奇。

德国南部很多君主国的统治者颁布法令阻碍或禁止向外移民,但是效果微乎其微。事实上,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移居地的选择上,移民都有增无减。1709年,大约有1.5万德国人移民大不列颠。其中4 000人定居爱尔兰,另外有3 000人跨越大西洋到纽约。其他18世纪的德国移民定居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由于其宗教宽容性成为最主要的美国移居地,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群体,比如门诺派教徒、阿米什人和教友会教徒。早在1745年,据估计就有4.5万德国人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18世纪60年代中期,大约有3万德国人定居俄国。1770年一年就有近2万德国人移民匈牙利。

19世纪,移民的起源和移居地都发生了变化。到了1834年,基本上所有的德国移民仍旧来自西南部地区。但是10年之后,5/6的移民来自其他地区。1816年到1830年,半数的德国移民去了南美洲,但是1830年之后90%的德国移民到了美国,而且这种规律一直坚持到20世纪初期。

19世纪早期,德国的城邦和君主国基本上是农业世界。3/4的人口生活在村庄和小城镇里。纺织工业和金属制品生产工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艺术家手工完成的。但是和东欧人比起来,德国人在技术和经济上更先进。和西欧人比起来,他们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仍旧是追随者而不是工业的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处于农业阶段。更先进和更科学的农业技术是从英国进口来的,虽然德国人重新组织了自己的农业并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在工业和交通领域,德国人更加依赖于已经在英国得以开发的技术。19世纪早期的德国并不存在只有英国才有的现代化蒸汽工厂,没有铁路,也没有成熟的投资银行。

英国人来到德国,安装工业化设备并培训德国工人怎样使用设备。英国人建造了德国的铁路并留下来运营铁路,因为这时的德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英国人和英国资本开始将德国的羊毛生产工业化,并且帮助德国建立了钢铁工业。比利时和法国也为德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些技术知识。德国的蒸汽机数量从1834年的400台增加到1850年的1 200台左右。从1815年到1850年,煤炭产量增加了不止10倍。到了19世纪中期,德国的铁路长度几乎达到法国的两倍。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德国在钢铁产量上超过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德国钢铁产量达到英国的两倍。

随着德国人移民欧洲的其他国家、西半球和澳大利亚,许多人成了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的传播者,其他人则携带着手工技能。虽然这些手工技能在德国的现代化工业中正在被超越,但是它们对于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积极发展阶段的移民输入国来说仍旧是一种进步。一些德国移民带来了高超的军事技艺和军事传统。德国的军事传统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那时德国将领就担任过古罗马军团的最高指挥官。有德国血统的人也总是在沙皇俄国、南美洲和美国的军队中担任高级将领,美国1776年的独立战争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都是由有着德国血统的将军指挥的,这两个将军分别是有着“黑桃杰克”之称的潘兴和艾森豪威尔。德国总体上因为其军事传统和军事冒险精神而长期声名在外,普鲁士尤其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给对方军队造成的伤害比德军自己承受的伤害要多得多。除了一长串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上广为人知的军事领袖,德国也诞生了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世界的德国人既是最著名的和平主义群体之一,又诞生了众多军事领袖。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德国移民带到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早在17世纪,德国人对教育的尊重程度就超越了欧洲其他地方,并因此而广为人知。19世纪的德国是最早提供免费和强制公共教育的欧洲国家之一。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教师比例、投入在教育上的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更高。教育的优先地位不仅是一种政府政策,也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奥地利帝国的德国人的识字率比生活在同一个帝国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高出好几倍。同样,生活在俄罗斯帝国的德国人的识字率比俄国人高出好几倍,生活在巴西的德国人的识字率也比巴西人高出好几倍。

“幼儿园”来自德语词汇,也是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的德国教育机构。在教育体系的另一端,以研究为导向的德国大学也被其他国家模仿。康德、歌德和贝多芬这样的伟大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成了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代表。德国移民很少有处于奥林匹克水平的人,但是他们对教育和自己祖国文化的执着,表现在他们建立的众多的学校上。只要有德国人定居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哪怕周围的社会对教育根本没有或很少有兴趣,哪怕周围的大部分人都是文盲。

除了教育和对教育的渴望,高度专业的科学和技术技能同样随着德国人转移到他们新的定居地。美国殖民地的第一架钢琴是德国人建造的,德国人同样在沙皇俄国、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领导钢琴建造行业。德国人在精密的光学产品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他们创立了蔡司、施耐德电气和福伦达这些老牌的光学企业,也为美国领先的光学企业奠定了基础。美国最著名的光学企业就是两个德国移民建立的,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博士和伦。德国在储藏啤酒方面的杰出成就反映在德国移民在世界各地建立的酿酒厂上。德国人早在罗马时代就开始酿造啤酒了。1991年,德国的啤酒产量是俄罗斯的两倍,尽管德国有着更少的人口。事实上,啤酒产量唯一高过德国的国家就是美国,而美国领先的酿酒厂也是德国后裔建立的。

简而言之,德国移民并不是单纯地离开德国。他们随身携带了德国的一小部分,不但为自己保存了德国的文化,也让德国文化成了他们所定居的新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俄国


德国人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成为沙皇俄国人口的一部分。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俄国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占领,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占领之前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德国人生活在那里了。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德国向俄国的移民。早在16世纪,德国人就已经生活在莫斯科的一个移民聚居区了。到了18世纪早期,生活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数量达到2万,生活在圣彼得堡的德国人数量达到5万。但是从德国到俄国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后来的18世纪,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就出生在德国。到了1897年,有180万德国人生活在俄国,其中3/4生活在乡村。虽然德国人只占这个巨大的帝国人口的1%,但是这些德国人往往生活在德国社群里,在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里都保持着自己的德国身份。他们主要的聚居区有三个:波罗的海、黑海和伏尔加河沿岸。





波罗的海德意志人


生活在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只是生活在俄国的所有德国人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德国人只占当地人口的不到1/10,即便是在一些小的波罗的海国家也是如此。18世纪末,大约有10万德国人生活在波罗的海,到了19世纪末这个数字变成了13万。在第一个时期德国人口占波罗的海总人口的8%,在第二个时期则占6%。然而,生活在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对于这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他们所占人口的比例。

生活在波罗的海的德国人是一个统治性的社会经济阶层,而不是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族群。以1900年为例,德国人拥有爱沙尼亚可耕种土地的60%。1908年,德国土地所有者在波罗的海占有的土地超过波罗的海本地农民的土地、俄国领地和教会领地的总和。里加的波罗的海港口拥有俄国最古老的企业家传统。作为俄国第五大城市,里加是德国人在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在文化上都算德国城市。这个城市在公元1201年被建立,是拉脱维亚长时期被德国贵族占领的结果。里加也成为德国商业城市之间的汉萨同盟的成员。里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被波兰人、瑞典人和俄国人先后征服,但是它在文化上一直属于德国文化。虽然到了19世纪末,德国人只占到这个城市人口的不到1/4。里加的多数技术和资本都来自德国,哪怕它在1721年被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后也是如此。里加的商人、艺术家和工业专家绝大多数都是德国人。早在1883年里加的德国男性识字率就达到了94%,超过生活在同一城市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国人和犹太人,也远远超过俄罗斯帝国的整体水平。

从彼得大帝开始,德国人就是俄国专业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占据了很多重要的科学、学术、外交、军事和其他高级职位。在19世纪80年代,40%的俄国军队高级将领是德国人,57%的俄国外交大臣和62%的邮政和商业部高级官员也都是德国人。在某一时期,几乎所有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成员都是德国人。简而言之,德国人在高等职位上的比例超出其所占俄国人口的比例,当时德国人口只占俄国总人口的1%。更重要的是,占据这些职位的德国人几乎都是波罗的海的德国人。19世纪前半段,波罗的海的德国人在俄国高级民事和军事职位上都超过所有其他德国人。虽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只是俄国的德国人这个少数民族的一小部分。

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因传统的德国式的规整、秩序、节俭和精于计算而著称。拥有高级政府职位的德国人因他们的效率和廉洁而著称。他们的这两种品质都和俄国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国人同样因为对俄国的忠诚而著称,哪怕是在1914年与德国的战争中也是如此。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将领在俄军的领导层占据多数。正是一名同时拥有德裔和苏格兰裔身份的将领设计了撤退中的焦土政策。这个政策虽然也为俄国带来了痛苦,但是最终成功地切断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通道。后来他领导俄国军队胜利地行进到巴黎,并且被沙皇任命为大元帅和公爵。俄国军队中的德国将领多数也来自波罗的海地区。

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上层是德国人,下层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拉脱维亚人不得不讲德语,上升到经济上层的拉脱维亚人往往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德国化。虽然德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但是两个群体的通婚让民族界限很难被明确划分。1881年的调查发现,在将拉脱维亚语作为母语的人群中,10%的人将德语作为自己的习惯语言。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爱沙尼亚人和犹太人往往也会说德语。里加的很多教育活动都是用德语进行的,包括多帕特大学的教育活动。多帕特大学是沙皇在1802年建立的。在存在的最初几十年里,多帕特大学近一半的教师都是德国人。

虽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文化和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但是他们在19世纪并不是有意识的国家主义者,至少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人群。拉脱维亚民族的人如果在文化上德国化,就很容易在社交上被接受。从这个角度讲,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从表面上看更像一个都市组织而不是国家组织。受过教育的拉脱维亚人——其中很多是在多帕特大学接受教育的,开始崛起并拒绝在文化上被德国化。这标志着波罗的海开始了国家组织性的政治。波罗的海德意志人长久以来反对任何基于种族或国籍的观点或政治,就像波西米亚的德国人在捷克国家主义崛起时所采取的态度一样。然而在两个地方都一样,本地的国家主义不但得到成长,而且激起了对立的德国的国家主义。然而在俄国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俄国的国家主义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驱动了俄国文化和语言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推广。

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波罗的海的每所学校——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被强制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波罗的海的警察部门不得不雇用翻译将他们的官方报告从德语翻译成俄语。这意味着以德国人为主的法庭不得不雇用更多的翻译将报告从俄语翻译回德语,这样法官才能看懂这些报告。随着俄国化的开展,德国的教师、法官、大学教授和其他人开始失业,很多人不得不返回德国。到了19世纪90年代晚期,德国国家主义开始在波罗的海兴起。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从来没有觉得德国的德意志人亲切。俄国沙文主义孕育出了对抗的德国沙文主义。

波罗的海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因此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不用再与俄国人斗争了。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重新建立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但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至少躲过了其他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遭遇的灾难。





伏尔加德意志人


德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移民的迁入地就是俄国的靠近伏尔加河下游的区域。这次移民大部分源自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授意,集中在1763年到1766年少数的几年里。移民都是在被战争摧毁的德国西南部地区招募的,而且是在俄国政府的补贴下大规模进行的。这些移民从德国西南部出发,途径波罗的海到达圣彼得堡,然后沿着伏尔加河长途旅行,最终定居在尚待开发的城镇萨拉托夫附近贫瘠荒凉的区域。其间的长途跋涉在水上和陆地上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些移民往往行走在拥挤不堪的队列中,食物也非常差。旅途的终点被当时一个早期移民描述为“荒野”,目力所及“除了枯萎的荒草什么都没有”。

在俄国政府的设计下,移民大都定居在德国社群里。这些移民既具有独立的法律身份,也是独立于当地的俄国人群的社会存在,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也分开居住。这次移民的目的是为极端落后地区的俄国农民群体提供高效农业的先进范本。

俄国政府提供了相当规模的资助,总额达到500万卢布。尽管如此,一开始早期的德国移民聚居区还是在绝望的边缘徘徊,一些聚居区最终消失了。俄国腐败的官员和民众骗取了政府发放的很大一部分钱。和官方的保证刚好相反,这些移民到达的时候连基本的居所都没有,甚至连建造木屋所需的树木都没有。这些德国移民在洞穴中度过了他们在俄国的第一个寒冬,这些洞穴都是他们在地表、山侧或沿着河岸挖出来的,盖的只有他们能从自己的行李中挑选出来的,或者能从附近收集来的零零碎碎的物品。他们面对的是零度以下的气温、风暴,以及俄国漫长寒冷的冬天。他们只能从当地俄国人那里以极高的价格购买食物,这些当地人会利用他们的困境哄抬物价。在最开始的那些年里,政府提供的用来在春季播种的小麦总会延迟到达,这让他们错过了有效的种植时间。强盗和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后裔残部不时抢劫、恐吓和毁坏这个区域,他们甚至劫掠了一些德国人卖到亚洲的奴隶市场。

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允许伏尔加德意志人进行本地自治,但是俄国独裁者和官僚不断横加干预,甚至公开侵犯这些特权。村庄里抱怨这种政策的长者受到鞭打,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政府担任官员的事实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认为这些南方的德国农民远比自己低等。少数移民想要冒险从俄国腹地逃回德国,但是往往被哥萨克人捕获并被强制送回他们的村庄。一些雇用了本地向导逃跑的人往往在途中被谋财害命。

早期的艰辛和惨痛的经历让这些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招募的3万名移民中,大约有2.7万人到达了伏尔加河的定居点。10年后,生活在这些定居点的移民只有2.3万。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定居者在温暖的天气里用从俄国北部顺着伏尔加河漂下来的树木建造了木屋,一共有超过100个小型德国移民定居点。他们在那里按照18世纪的莱茵兰(今德国莱茵河中游)的生活方式生存,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一个多世纪里,他们和俄国以及德国的发展都失去了联系。19世纪晚期,一些伏尔加河的德国人移民美国,其中的一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俄国人。一些成年人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俄语,也没有见过火车。与俄国人的通婚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宗教或文化的同化也是如此。德国人被俄国政府出卖并被精确地部署到他们所在的位置,其原因就是他们比无知的俄国大众更先进。但是德国人并不想退化到当地俄国人的水平。

无论如何,两方面还是发生了很多文化借鉴。早期殖民者用来建造房屋的俄国材料导致他们的居所具有东欧特色,俄国的服装也是对抗寒冬的必需品。一些俄语词语进入各种聚居区本地德国人的方言。伏尔加河的德国人种植的小麦、大麦、燕麦也都是适于当地气候条件的俄国农作物。同时,俄国的耕犁和四轮马车得到德国式的改进,俄国的镰刀也被德国的长柄镰刀取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德国农民居住在自己远离俄国农民的社区里。

虽然只有半数的定居者在自己的家乡是农民,但是事实上,所有移民在伏尔加河为了生存都成为农民。然而,拥有艺术家技能的人在漫长的俄国寒冬里将自己的技能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其他人传承了文学传统。在自给自足的小社区里,艺术技能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里,伏尔加河的德国人制作自己的鞋子、砖块和农具。

生活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德国人一旦建立起正常的居住环境,他们的人口就迅速恢复并开始增长。虽然他们的名字来自伏尔加河,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真的住在能够看见伏尔加河的地方。他们的数量从1775年不足2.3万人增长到1811年的5.5万人。伏尔加德意志人通常会生育很多孩子,一个家庭有10到12个孩子都是很常见的。这意味着这里的出生率超过他们祖国德国家庭的两倍。然而,在这些聚居区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未婚妈妈都是非常少见的。在1861年,大约有20万人生活在伏尔加河的移民聚居区。到了19世纪末,这里的人口达到40万。伏尔加德意志人占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中的多数,虽然德国人也生活在黑海、比萨拉比亚和沃利尼亚等大的农业移民聚居区里。

德国定居者在伏尔加河下游区域引入新的作物,比如土豆和糖用甜菜。他们培养了新的役畜品种,建造了当地第一所公立学校,并且引入一系列新工具和技术。德国人也往往把当地已经种植的作物培养得比俄国人更加高效。德国人还建造了面粉磨坊,也生产布料。两个工业市场都超越了移民聚居区的范畴,甚至到达圣彼得堡和芬兰。另外,德国人还建起锯木厂、铁匠铺和制革厂,生产四轮马车、家具、手纺车和其他木制器具,为自己和俄国顾客提供便利。

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人变得非常富足,这激起了周围俄国人的嫉妒和仇视。尽管取得了这么多成就,但是生活在俄国的德国农民并不像同时代生活在德国的德国农民那样高产。尽管如此,生活在俄国的德国农民还是20世纪早期俄国能够变成最重要的小麦出口国的主要因素。生活在黑海的农民和生活在伏尔加河的农民同样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一个德国移民聚居区成了整个俄国的“展示移民聚居区”,吸引了各种高官显贵、作家和教育家来参观。

虽然有政治上的管理不善以及俄国相关官员的大规模欺诈和腐败,德国移民聚居区还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些官员曾经徒劳地强迫德国移民种植桑树养蚕生产丝绸,并压制农业社区的工业发展。市场变化的政策、官员和政治机构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让德国移民聚居区不断被打扰。对于很多人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施予他们的一项基本特权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继承者取消了,这项特权就是免除兵役。服兵役总体上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不仅对反对任何形式战争行为的德国宗教教派来说是这样,对没有类似哲学反对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俄国士兵需要在很多年里承担活跃的军事职责,他们常常遭受恶劣的对待,并且只能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有德国血统的士兵通常会遭受更加恶劣的对待,尤其是当他们不会说俄语的时候。而大部分生活的伏尔加河的德国人恰恰都不会说俄语。

服兵役要求同样被德国人看作沙皇政府对重要信念的违背和对他们残存的保证的毁坏。另外,不断高涨的泛斯拉夫主义和“俄国化”政策威胁到他们建立的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学校、教堂和其他民事机构。19世纪90年代早期,新的移民浪潮开始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耕种俄国的大草原,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西部的大平原以及阿根廷的南美洲大草原上找到了类似的土地。西半球这三个区域和伏尔加河的大草原一样都是世界上小麦产量最高的生产区域。





黑海德意志人


黑海地区的德国移民聚居区建于18世纪,时间上比伏尔加河的德国移民聚居区晚,也不像后者那样需要与充满敌意的自然和政治环境做斗争。这些众多的分散的移民聚居区就包括门诺派教徒的聚居区。门诺派教徒往往是非常有经验的农民,他们比其他生活在黑海还需要适应农业生活的德国人更早地实现了富裕。观察者注意到,门诺派教徒的村庄是整洁和有序的。他们的耕种操作比其他农民要先进很多。因此,沙皇政府将他们作为范本,甚至强迫其他人使用他们的农耕技术。

黑海德意志人数量迅速增长,1860年达到15万人。虽然沙尘暴、蝗虫和其他农作物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黑海地区的德国移民聚居区的繁荣与日俱增。通过建造小麦存储设施,德国移民聚居区逃过了在俄国其他地区零星出现的灾荒。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黑海德意志人开始以能够在商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数量对外销售小麦。他们的富饶通过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规模的扩张体现出来。从1860年开始的30年里,大量土地从俄国贵族的手里转移到黑海地区的德国农民手里,最终的总量达到1 100万英亩[1]。到了1912年,估计克里米亚半岛41%的可耕种土地都归德国人所有了。在俄国南部的4个省份,德国人在1914年拥有的土地超过沙皇最初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的6倍。

黑海地区的德国人与他们在伏尔加河的同胞一样,深受泛斯拉夫沙文主义的反德国宣传、俄国化的运动,尤其是强加的兵役带来的影响,他们深切地怀疑自己在俄国的未来。更加重要的是,虽然俄国出现更多针对德国人的政治憎恨情绪,但是其他国家非常欢迎他们。巴西和阿根廷都绕过中介到俄国招募德国移民,它们不但做出很多承诺,还为德国移民提供定居服务。大约同一时期,加拿大和美国也为移民提供了很多土地。19世纪70年代,大约有1.8万门诺派教徒离开俄国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但是德国人大规模离开黑海地区的事件发生在这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被刺杀,一位对生活在俄国的外国人充满仇视的新沙皇掌握了政权。德国移民聚居区的本地自治被俄国政府指派的本地官员的直接管理取代,新的骚乱接踵而至。黑海地区的德国人大规模迁出。西半球最大的黑海德意志人的聚集地在达科他州。这个时期多数定居在加拿大西部的德国人来自俄国,而不是德国。





俄国的政策


像其他在国外过上富裕生活的少数族群一样,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仇视。嫉妒是一个主要因素,这对生活在伏尔加河、黑海和其他德国农业社区的人来说如此,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来说更是如此。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曾经长期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上层阶级占据超出其所占人口比例的高位,许多俄国人认为德国人的竞争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泛斯拉夫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不包容在俄国上层阶级中泛滥,这些上层阶级有着最大的动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清除那些与他们竞争有利可图的尊贵职位的对手。俄国知识分子是反德国运动的中坚力量。然而在俄国普通民众中,“像德国人一样守时”和“像德国人一样诚实”这样的说法表现出他们对德国人这些特性的欣赏。

德国人和俄国人继续过着隔离的生活,通婚还是非常少见。一个关于他们的文化差异的指标就是教育。19世纪末,超过3/4的俄国人仍旧是文盲,但是德国人识字的人无处不在。哪怕是德国农民也会在自己的社区里建立自己的学校。德语报纸和期刊就是这种文化程度的结果和反映。《敖德萨日报》只是当时黑海的德国人中流行的报纸之一,正如《南德意志报》在伏尔加河的德国人中流行一样。而《圣彼得堡新闻》自1727年就开始有德文版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和德国处于敌对位置,俄国所承受的令人震惊的军事损失将反德情绪推到新高度。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被指控背叛国家和沙皇,但是240万德国人并没有一个人被明确查出存在叛国行为。大约20万德国人被强制从乌克兰的一些省份疏散出去,被用船运送到伏尔加河、中亚和西伯利亚。几千人死在拥挤而令人窒息的货车车厢里,那里既缺乏食物也没有医疗条件。1915年,莫斯科的暴徒在一个德国移民聚居区里横冲直撞,毁掉了价值上百万卢布的财产,同时伤害和杀害了很多无辜民众。几百个德国人的店铺和家庭被烧毁和抢劫。1917年,沙皇发布命令驱逐伏尔加德意志人,但是在这个命令生效之前爆发了十月革命。

1917年秋季,克伦斯基政府被苏共取代,之后伏尔加河德意志人劳动公社宣布成立,其目的是“打倒德国移民聚居区的大地主和反革命”。虽然40万伏尔加德意志人只有300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在暴力和政治权力方面绝对是“大多数”。伏尔加德意志人通过几代人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在政治上被描述为对无产阶级的掠夺,而无产阶级有权夺回来。按照俄国农民的标准,即便是中等水平的德国农民也可以被认为是富裕的。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些聚居区里的牛的数量就从超过70万头降到不足30万头。这个区域的农业产量连续好几年呈下降趋势。伏尔加德意志人经历了他们的第一次大饥荒。伏尔加德意志人的食物和种子被反复征用和抢劫之后,估计有16.6万人死于饥饿。

20世纪20年代早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允许一些市场存在,也允许部分私有财产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伏尔加河地区像苏联的很多地方一样,得到或多或少的恢复。但是1927年新经济政策结束,集体化农业启动,这对于伏尔加德意志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悲剧的开始。这些德国农民家庭的很多人被认为是“古拉格”或富农,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些人是农业领域的“资本家”或“投机分子”。许多人被驱逐、被直接“清算”,或者因缺乏营养、寒冷、虐待和过度劳累而死于劳动集中营。

苏共对德国人的敌意并非完全是民族性或种族性的,这种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意识形态。在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中,德国人一直投票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发生的内战中,德国人主要和白军而不是红军一起战斗。德国人绝大多数是乡村里的农民,这个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严苛的集体主义政策中受影响较大。城市里的德国人并没有像乡村的德国人那样受苦受难。这个时代和前面的几个世纪一样,生活在苏联的德国人保持着他们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独立的社会存在结构。20世纪20年代中期,生活在苏联的德国男性85%结婚对象是德国女性,95%苏联德国人说德语。这反映出,生活在苏联的大部分德国人继续保持着他们的乡村式的孤立生活。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与苏联或乌克兰女性的通婚并不像在乡村里那么少见。

1941年,生活在苏联的伏尔加德意志人作为整体的存在彻底结束了。纳粹在那一年的6月入侵苏联,斯大林下令将38万伏尔加德意志人驱逐到乌拉尔山脉的后面。这些德国移民家庭被拆散,父亲和儿子上了一辆车,其他人上了另外一辆车。火车上寒冷和拥挤的环境以及食物的缺乏让他们再一次付出巨大的代价,死在途中的人的尸体遍布火车轨道的两侧。二战后被驱逐和在劳动集中营中活下来的幸存者也不许返回苏联。在几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生存下来的伏尔加德意志人的幸存者主要生活在中亚。但是很多家庭都没有团聚,社区更没有重新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某一天再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一些个体甚至否认他们是伏尔加德意志人。到了这个时候,能够被区分出来的伏尔加德意志人主要生活在美国和阿根廷。直到1975年,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1/5的人口仍旧是伏尔加德意志人。越过恩特雷里奥斯的河流到达乌拉圭境内的还有另外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的集中地。20世纪90年代,苏联变成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时候生活在苏联地域内的伏尔加德意志人的数量在200万左右。他们现在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同化程度非常高,以至很多人不再说德语,而且很多人通过婚姻离开了德国族群。大规模地向德国移民,同样减少了这个群体的数量。

黑海的德国人在革命之后的苏联的遭遇和他们在上百英里之外的伏尔加河的同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苏联的流浪农民以“共享”的名义从德国社区获得了食物、衣服、马匹和牛。德国军队在1918年对克里米亚的占领让这类事件暂时停下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国侵略军返回德国,暴徒又一次回到这个地区,并趁着内战期间的无政府状态洗劫了这个地区。他们在德国社区散布一种新的恐怖氛围,房子被烧毁、人们被折磨、妇女被强暴、男人被射杀。当苏联红军重新恢复秩序时,所恢复的秩序和之前的秩序已全然不同。没收充公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行为而不是随机的行为。最高效的农民在政治上被定义为资本家并被没收了财产,无论他们的土地规模有多小。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的产出,饥荒对于俄国人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现在黑海的德国人经历了他们的第一次饥荒。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黑海的德国人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间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但是相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的生产非常高效,这让他们在斯大林推动集体化和开始清洗“投机分子”的过程中再一次成为政治目标。

纳粹军队1941年入侵苏联,随后苏联政府将黑海的德国人大规模驱逐到东部。这个行动甚至在伏尔加德意志人遭受同样的命运之前就开始了。随后的1943年到1944年间,超过25万苏联的德国人随着撤退的纳粹军队回到德国。很多人由于残酷的战争和气候条件死在路上。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德国人被占领区的红军强迫返回苏联,另有成千上万人使用假身份躲了过去。一些被发现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返回苏联。

战争期间,德国人在苏联的经历产生了持久性的后果。1924年建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1941年被颠覆,并且在整个苏联期间没能得以重建。被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德国人也不许回到这个区域。斯大林死后,德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得以“恢复名誉”,德语报纸再一次得到批准。这些报纸总有一个专栏标题叫作“寻找失散的亲属”。许多孩子在战争时代的驱逐中完全失去了和父母的联系,他们根本没办法知道父母是不是还活着。他们要么待在孤儿院遭受虐待,要么在苏联寄养的家庭里被当作“小叛国贼”。

这一代人对于教育的忽视可以用后来苏联官方的数据加以验证。1967年,生活在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州的苏联德国人,12%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另外的25%只上过1年到3年学。很难想象这个群体在历史上一直有着比俄国人高的受教育程度,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因其对教育有强烈的兴趣而著称。在中亚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吉尔吉斯共和国)生活着超过7万德国人,但是1960—1961学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德国学生数量不足150人。从1955年到1966年没有任何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者是德国人。苏联的德国人有一半左右生活在哈萨克斯坦。那里也一样,德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的比例低于其所占人口的比例。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放松了反德政策,苏联高等教育机构里的德国学生数量因此迅速上升。1960年到1971年,哈萨克斯坦的德国学生数量增加了不止3倍,在吉尔吉斯这个数字增加了不止6倍。

由于他们能获取的教育资源很匮乏,而且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化比例只占一半左右,所以二战后的德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相比往往从事低等的职业,获得较低的收入。常年在劳动集中营的艰苦条件下被强制劳动显然没有为他们的技能或健康带来任何好处。

1970年,生活在苏联的有德国血统的人超过180万,其中2/3的人把德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从人口的角度看,这个数字相当于1897年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的数量,远远低于1916年生活在俄国的240万德国人口。生活在俄国的德国人主要是农业人口,而且在历史上以出生率高著称,因此人口的下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它告诉我们德国人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所遭受的绝望。然而,这可能也反映出一些人不愿意向人口普查员说明自己的身份,或者人口普查员自己想让人口显示出比较高的同化程度,以与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德国文化在苏联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后斯大林时代也有一个小小的复苏。然而,在过去的几代人里,德国文化显然有明显的下降。虽然在1956年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德语再次被允许当作学校的教学语言,但是多数德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也许是经历了过去的一切之后,他们不愿意让别人注意到他们是德国人。德语报纸在战争期间完全消失了,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政府创办了一系列德语报纸。其中最大的是《新生命》(Neues Leben),它1957年在莫斯科首次发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旧在运营。二战后的第一个德语广播同样开始于1957年,每天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无线电上播放几个小时。到了1970年,生活在苏联的德国人有超过90%居住在亚洲。

二战后,德国人迁出苏联的数量仅次于犹太人。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这种移民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都是外部的影响。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希望与联邦德国建立更好的关系。这导致苏联政府同意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请求,允许一些移民进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对统一后的德国进行正式访问时还建议复兴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92年俄罗斯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允许后者在伏尔加河地区投资,以在那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防止那里的德国移民大规模“返回”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德国。那里的很多人已经不再说德语了。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一样,苏联的德国人都是不可控制的力量。从战后到1992年,大约有280万德意志民族的人返回了德国,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儿——也就是150万人——来自1987年之后苏联的东欧成员国。





西半球


德国人通过移民或者再移民的方式来到西半球,再移民的德国人通常来自沙皇俄国或后来的苏联。同样有大量具有德国血统的人来自瑞士、奥地利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因为有相当规模的德国人生活在德国之外,也有少数人来自非洲的德国移民聚居区。这些来自德国之外的德国移民在欧洲的德国移民中并不算少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10%左右到达加拿大的德国移民来自德国。到达美国的德国移民多数来自德国,但是在1920年,有30万左右来自苏联的德国裔生活在美国。其中超过2/3是伏尔加德意志人或黑海德意志人,两者的比例接近1∶1。1928年,同样有10万左右的伏尔加德意志人生活在阿根廷。半个世纪之后,阿根廷还存在着明显的伏尔加德意志人社区,有自己的伏尔加德意志人阿根廷协会。一个游客1967年参观了阿根廷的村庄之后描述道:


我走进教堂听见了一些我绝对没想到会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听到的声音——传统的德国圣周赞美诗。演唱的方式是典型的伏尔加德意志人的风格,其中的每个声音都能被明确区分出来。我向四周看了看,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穿着礼拜日的服装。一些女性戴着丝巾。台下站着的人面容看起来和德国乡下人没有什么不同。在教堂正厅前,牧师正在用德语对着自己的教众传教。

我很难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拉丁美洲,而且这些人的祖先离开德国迁往俄国已经是200年前的事情了。




这是关于德国文化的持久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些人在几个世纪里居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但是还保持着自己的德国文化传统。这个例子也让我们大致感受到广泛存在于西半球和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对于德国人和其他移民群体都一样,周围社会的自然属性决定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要被同化。但是德国人在接受他们所定居的国家的语言和外部文化模式方面尤其慢。哪怕他们已经被同化,他们也拥有自己带来的独特的技术,也保持着自己勤劳、节俭和遵纪守法的特点。

西半球的德国移民也有很多门诺派教徒。他们移民和再移民的原因和全世界的长途冒险都一样,就是寻找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安全的地方。在定居加拿大和美国的门诺派教徒中,一些人后来再次成群地移民墨西哥,或者又一次移民洪都拉斯;其他人则再次移民巴拉圭。巴拉圭的一个有德国血统的人后来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门诺派教徒的这些迁移常常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试图强制他们的孩子上公立学校,或者强制他们的年轻男性进入军队。这些行为都和他们的宗教信条相抵触。

西半球的德国移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德国移民一样,往往先是农民,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业、科学以及学术人士纷纷加入。甚至在定居西半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德国技术的专业知识就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早在16世纪,德国人就因为他们在矿业中的成就而广为人知。当时西班牙、挪威和墨西哥都积极招募德国人建造和运营银矿,英国也吸纳德国人开设铜矿。甚至更早的时候,德国人就作为地图绘制师而广为人知。为西半球的新世界取了“美国”这个名字的人就是一个德国地图绘制师。德国人生产了墨西哥第一批盔甲和剑,生产了西半球第一台印刷设备,建立了北美第一家胡椒磨坊。

当大规模的德国移民来到美国时,他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出现在南美。187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超过40家德国的进出口贸易企业,还有一定数量的啤酒酿造厂,它们把英国啤酒挤出了当地市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学者在阿根廷的物理协会、天文实验室、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矿业和地质办公室以及军事地理研究所占据垄断地位。德国人对巴西国家工业化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1872年到1972年,移民巴西的德国人大约有22.4万,而这期间日本移民有24.8万,西班牙移民有71.6万,意大利移民有160万,葡萄牙移民有170万。但是在这些移民中,没有哪国的移民对巴西工业的发展比德国人所起的作用更大。

德国人为他们迁居的国家带来的变革不仅仅局限在工业和商业领域。智利、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广袤的未开发地带都对德国人开放,让其耕种,这些地区的条件通常非常艰苦。德国移民对于当地公共教育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最早、规模最大的德国移民是前往美国的移民。一年之内移民美国的德国人的数量就超过一个世纪移民巴西的德国人的数量,后者大约是22.4万。在某一阶段,美国拥有世界第三大说德语的人口,仅次于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人口。





美国


大规模的德国移民定居美国,但是这只是越涨越高的德国移民浪潮的开端。这些德国移民不仅来自德国本国,也来自奥地利、瑞士、俄国和其他地方。自从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德国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规模移民的主流。1820年到1970年,大约700万德国人移民美国,构成了这个时期全部移民的15%。1850年到1900年,德国人从来没有低于美国移民数量的1/4。

在殖民地时代,半数以上的德国人都是靠出卖劳动力来抵偿船资的。换言之,他们支付横跨大西洋的旅费的方式是作为契约工人为其他人工作一定的年限。在殖民地初期就已经有零零星星的德国人定居美国了,人们也曾尝试在不同的地方建立德国人定居点。美国第一个永久的德国人定居点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城,它于1683年在费城附近被建成,并于1707年被纳入费城。它是第一个德国文化社区,随后类似的社区也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俄国和澳大利亚被建起来。经历了一个赤贫的开端之后,德国城变成了一个美国早期的德国文化中心,它将德语文学和新的德国移民输送到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这个社区因勤劳工作的人、编织品、美国第一个胡椒磨坊、低犯罪率和不愿意参与政治而知名。1688年,美国反对奴隶制的第一次抗议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农业社区成了一系列德国农业定居点的一部分。这些农业定居点从纽约州上城延续到新泽西,穿过宾夕法尼亚州向南,形成一个几乎是连贯的说德语的社区带,穿过坎伯兰加普延伸到谢南多厄河谷和卡罗来纳的皮埃蒙特地区,到达佐治亚州。在这个长达几百英里的地带上,德国人往往聚居在一起。其他群体,尤其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也常常出现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当时是荒野的边缘,德国人定居在这些地方正是因为这里的土地足够便宜,他们能够负担得起。

德国移民先驱伐木,建立了自己的房子、学校和教堂。他们广为人知的特点是工业化、节俭、整洁、守时、为自己的财务职责负责,以及保持自己的德国语言和习俗。和多数其他人群相比,他们的农场生产率更高,他们的牲畜饲养得更好。当他们买下其他人耕种过的土地时,人们常常说“他们能够将其他人养活不了自己的土地管理得硕果累累”。德国移民先驱往往和美洲原住民有来往,他们和这些美洲原住民的关系往往比多数其他欧洲定居者好。在美国继续向西部开拓的过程中,德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这种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德国人也会像其他定居者那样时不时遭到美洲原住民的袭击,此时他们也会进行猛烈的反击。

虽然德国农民建立起令人羡慕的名声,但是并非所有德国移民都是农民。城市里的德国人通常是技艺娴熟的艺术家或手工业者。很快,他们就因为产品质量水平高而广为人知。史都本玻璃、印刷、铁器、大篷马车和事实上起源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肯塔基来复枪都是其中的代表。很多德国定居点也酿造啤酒,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百威和库尔斯至今都位列美国领先的啤酒公司之列。

随着独立战争的打响,德国的军事技术和传统在美国的历史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些军事技术不仅来自彼得·米伦贝格这样的德裔美国人,也来自一些从德国过来帮助领导美国军队的高级军事将领。这里面的领袖人物就有弗雷德里希·威廉·冯·施托伊本将军,他帮助美国人将殖民地杂乱的军事力量整合成真正的军队。后来的德裔美国军人包含一些名字已经英语化的将军,比如与美洲原住民作战的乔治·卡斯特将军,他的姓卡斯特(Custer)来自他祖先的德国姓Küst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军作战的约翰·潘兴将军,他的姓潘兴(Pershing)来自他祖先的德国姓Pfoerschi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也有大量的德裔美国人,其中就包括带领军队登陆诺曼底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太平洋舰队的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和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炸为废墟的卡尔·斯帕茨。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指挥美国和同盟军队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代表了这个漫长传统的新章节。

在美国革命战争之后,德国农民继续沿着荒野的边缘定居。但是这个时候的荒野边缘已经非常靠西了,到了威斯康星州、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这些地方。18世纪的德国人主要来自德国西南部地区,但是19世纪的移民来源更加多样,特别是有很多人来自德国西北部地区。许多德国移民从东部海港出发经陆路来到中西部上部和平原地区,但是其他人则在新奥尔良登陆,逆着密西西比河北上。圣路易斯是当时从新奥尔良出发的蒸汽船线路的终点,那里因此接收了大量的德国人。到了1845年,这个城市有两种德语日报。随着北部各州铁路和运河的发展,经过新奥尔良港口的移民只剩下移居地是得克萨斯州或新奥尔良本身的人了。到了1880年,路易斯安那州有超过1.7万德国人,其中近1.4万人生活在新奥尔良。他们绝大多数是艺术手工艺者,并且垄断了这个城市的啤酒生产。

早在1850年,德国移民集中的主要地区就是中西部上部,特别是威斯康星州。这种规律一直持续到1920年。第二大聚居地是大西洋中部海岸地区,18世纪德国人最早定居的地方就在这里。到了1960年,大西洋中部海岸地区再一次成了德国移民的首选移居地。这些历史性的移民定居规律继续反映在几代人之后的民族分布规律上。20世纪晚期,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构成了威斯康星州人口的56%,同时构成了另外四个中西部州和平原地区各州人口的一半或更多。

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来自德国特定小区域的德国人往往成群结队定居在美国一个非常特定的区域。比如,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省泰克伦堡地区的移民就定居在密苏里州两个相邻的县里。当时的一项研究显示,乡民们“事实上只是从德国迁居到密苏里州的乡村”。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事实上就是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德国移民建立的,而内布拉斯加州的格兰德岛则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建立的。威斯康星州的洛米拉居住的几乎都是来自勃兰登堡的普鲁士人,附近的赫曼和特里萨两个小镇居住的则是波美拉尼亚人。在远处的北部平原地带,来自俄国的德国二次移民同样按照他们的来源地聚居在不同的地方。一些社区就是用俄国的地名命名的,比如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华盛顿州都有敖德萨,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也都有莫斯科。也有一些地方是用德国的地名命名的,如北达科他州的莱比锡、柏林和斯特拉斯堡等社区,以及南达科他州的克虏伯社区。更不用说俄克拉荷马州的荷尔斯泰因和基尔社区了,那里19世纪就已经出现一份叫《敖德萨日报》的报纸了。

来自俄国的德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其他的美国人以及来自德国的德国人都保持着区别。他们内部也有各种区别,比如黑海德意志人在美国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和伏尔加德意志人在社交模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在某一时期,黑海德意志人的95%都是种植谷类的农民,但是伏尔加德意志人只有一半左右仍旧从事农业,而且他们种植糖用甜菜。直到20世纪30年代,据估计,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超过一半的糖用甜菜农场都归伏尔加德意志人所有。来自俄国的德国人在宗教信仰上也存在不同。据估计,美国信仰天主教的黑海德意志人有超过4/5生活在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哪怕后来黑海德意志人和伏尔加德意志人的后代重新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时,他们也是分别定居的。黑海德意志人的后裔居住在洛迪附近,而伏尔加德意志人的后裔居住在弗雷斯诺。

就像他们的祖先需要让自己的农作物适应俄国的环境一样,来自俄国的德国移民需要再一次适应美国的耕种条件和生活环境。他们在俄国种植的小麦、烟草和西瓜品种都要被美国的作物种类替代。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宅地法鼓励人们单门独户地居住在其他美国人和其他移民农民之中,而不是像在俄国时那样重新创建德国移民聚居区。然而,只要当地条件允许,他们就会重新创建这样的移民聚居区。比如堪萨斯州的埃利斯县就是如此,德国移民从堪萨斯太平洋铁路手里买下大片土地。这些德国移民聚居区内部既有天主教村庄,也有新教教徒村庄。直到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间的通婚还很少见。哪怕是在城市里,伏尔加德国产业工人也会聚集在一起,在芝加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

德国移民作为农民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和20世纪尤其突出。直到1880年,得克萨斯州东部的德国农民和其他得克萨斯人相比,总能在更小的土地上获得更高的产量。在内布拉斯加州、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来自俄国的德国二次移民作为农民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他们在银行中也有良好的信誉。来自德国的德国人和来自俄国的德国人在未开发的荒蛮地带进行了多年的先驱性的艰辛开拓之后,最终都在俄克拉荷马州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在19世纪,东部沿海各州的德国人口增长率逐渐被中西部地区超越,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和俄亥俄山谷。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超过一半的德国人口都生活在这个地区。中西部地区不仅是19世纪德国移民的移居地,也是东部沿海德裔美国人和他们的后代的移居地。然而这些德国人并不都是农民。辛辛那提、圣路易斯这样的城市,尤其是密尔沃基,成了19世纪德国城市人口的中心。1830年辛辛那提只有5%的人口是德国人,到了1860年城市居民有30%是德国人。密尔沃基的德国人占到总人口的35%。一些小的社区基本上都是德国人,不但在人口上,在语言上也是如此。比如,密苏里州的赫曼就连街道标识都使用德语。在乡村,德国人的聚集和德语的垄断地位更加明显。

不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19世纪的德国人都倾向于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就像他们的先辈在前几个世纪所做的。人们能够在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的街道上听到德语,德语报纸在15个美国城市每天发行。德国日报遍布全美,包括《纽约州日报》、《辛辛那提大众报》、《芝加哥晚报》、《路易斯维尔公报》和新奥尔良的《德国日报》。美国大约4/5的外文报纸都是德语的。同时还有数不胜数的德国协会,包括健身协会、音乐协会、社会协会和文学协会。这些组织不仅存在于城市地区,在得克萨斯州的山地等农业地区同样存在。

总而言之,德裔美国人可以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生活在德语社区里,不论他们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他们根本不需要到英语世界冒险就能接受教育,参加教堂活动,娱乐休闲,以及找到婚姻伴侣。但是,并不是每个德国移民都会选择这种方式。虽然大规模的新移民居住在德国文化圈子里,但是很多出生在美国的年青一代为外界的美国主流文化所吸引。同时美国的主流文化也开始汲取本来专属于德国文化的特色。这些特色不仅包含储藏啤酒、凉拌卷心菜、熟食和圣诞树这些古老的乡间传统,也包括德国人在美国即兴创造的燕麦和“完全美式的”食物。很多这类食物都是用德国城市命名的,比如法兰克福熏肠和汉堡包。

也许更重要的事实是,德国人显著地影响了美国人的休闲娱乐方式。数不胜数的天真而世俗的充满乐趣的德国休闲方式一开始是受到美国人的怀疑和谴责的,比如民谣节、保龄球、游行、射击和游泳。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活动往往发生在星期日,这和大的社群的清教徒式的传统习俗相抵触。但是最终,这种平和、有趣、往往能够以家庭方式进行的活动成为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音乐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个部分的过程中,德国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但打破了人们对歌唱的清教徒式的偏见,而且倡导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从民谣音乐到游行乐队再到大的交响乐团,应有尽有。19世纪,很多伟大的美国古典音乐指挥家都是德国后裔。同样,19世纪后半期纽约爱乐管弦乐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德国后裔。

有趣的是,随着19世纪美国的德国移民的增加,农民在移民中的比例下降了。城市移民的增加带来很多艺术和工业技能或企业管理才华。19世纪中期,在纽约、波士顿、底特律、圣路易斯或密尔沃基工作的多数德国人要么是技艺高超的手工艺者,要么从事半手工的职业。而同一时代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爱尔兰人,大多数都是没有技术或技术不娴熟的工人。同样,在1870年的旧金山,38%的爱尔兰移民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而在德国移民中这个比例只有7%。在商业和专业领域工作的德国人比例也很高。19世纪中期,纽约州1/3的医生是德国人。在大约同时代的密尔沃基,近一半的店主都是德国人。

德国人在农业、工业、商业和专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和杰出地位并没有在政治领域得到体现。19世纪和18世纪一样,德国人在追求政治生涯的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德国选民往往也非常冷漠。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杰出成就的德裔美国人往往是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代表更大规模的民众的发言人,而不是代表德裔美国人社区的特殊利益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包括18世纪的米伦贝格、19世纪的卡尔·舒尔茨和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以及20世纪的赫伯特·胡佛和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18世纪和19世纪德裔美国人总体上的政治倾向比他们同时代的人更加自由和进步。然而,德国人对当时的重大事件并没有统一的立场。德国人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总体上是反对奴隶制的,但是还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暗流,不过从来没有出现过明确支持奴隶制的德裔美国人。更重要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北卡罗来纳州曾经投票决定是否废除自由黑人的很多法律权利。德国社区投票支持这些权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卡罗来纳州决定废除这些权利。当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密苏里州庞大的德国人群为将密苏里州留在北方阵营做出了贡献,虽然密苏里州有很多同情南方的人。在关于个人自由的问题上,德国人总是投票赞成个人自由,比如禁酒的法律和禁止星期日活动的法律。在德国人自己的社区里,他们总是欢迎德国犹太人来参加健身俱乐部、合唱团以及其他文化组织。

在19世纪80年代的10年中,德国人移民美国达到高潮,一共有140万德国人到达美国海岸。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移民美国的德国人的数量不到这个数字的1/4。18世纪和19世纪的先驱性探索到了20世纪被一种新的多样性取代。从经济的角度讲,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兴起降低了德国工人工艺技能的价值,比如与马及马车运输、制鞋和家具生产相关的许多技能。肉类包装产业的崛起降低了德国屠宰商店的作用,综合商场和超市的大规模宣传和崛起同样让德国特殊店铺的管理员失去了自己的职业。家庭农场重要性的下降和机械化大规模农业的兴起,同样不可避免地为分布在全美的德国农业家庭带来了负面影响。

全球政治形势的发展同样对德裔美国人产生了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在欧洲爆发,生活在美国的德国人受到很多谴责。德裔美国人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因为社会整体上对德国人和德国文化产生了敌意,另一方面因为德裔美国人的发言人往往试图辩解他们血统上的爱国行为。而同时,德国正在欧洲发起一场侵略战争。当美国人最终加入战争对抗德国的时候,虽然德裔美国人忠诚地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而且美国最主要的战斗机飞行员埃迪·里肯巴克也是有德国血统的人,但是美国总体上的反德情绪还是非常高。很多美国高中课程删除了德语,音乐厅也将德国音乐驱逐出去。一些婚礼不再使用门德尔松或瓦格纳的进行曲。德语书在图书馆被下架,德裔美国人的报纸也遭到广告商和读者的抵制。美国的反德情绪并没有达到俄国、巴西或澳大利亚所达到的高度。尽管如此,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德情绪还是足以对德裔美国人造成很大的伤痛。这些攻击同样加速了许多德裔美国人组织的消亡。一些组织只是简单地去除了其名字里的“德国”两个字,比如纽约的德国人寿保险公司更名为监护人人寿保险公司。

虽然反德仇视情绪在战后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早在战前生活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文化和社会统一性开始下降,在战争中,人们对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仇视推动了这一进程。20世纪早期,美国很多地方的大部分德国人仍旧和其他德国人通婚。即便是在纽约这样90%的人口都是非德国人的城市地区也是如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类型的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其他同化的指标包括德语报纸的减少。1890年,德语日报和周刊的数量达到700种,但是1920年下降到200种,1940年降低到81种,1960年降低到33种。在这些年里,德国文化机构也明显减少。德裔美国人的同化程度更高,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消失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中。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兴起,他们试图招募德裔美国人加入,但是总体上是不成功的。一个叫作德美联盟的纳粹先锋组织于1936年成立,得到来自德国的经济支持,这个组织举行了壮观的集会,使用火热的修辞,但是在多数德裔美国人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当美国在1941年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组织就被解散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并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对德裔美国人有那么多仇恨,很少人觉得有必要这样做。欧洲的美国军队、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欧洲的美国空军指挥官都是有德国血统的人,但是美国人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德国人为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农业和工业领域大规模的德国工人、德国食品、习俗以及改变人们对休闲娱乐的态度所做出的贡献,大量有着德国血统的个人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约翰·罗夫林设计和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时候,他在工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布鲁克林大桥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虽然现在的人们已经对此司空见惯,但是布鲁克林大桥在它自己的建筑时代是先驱性的壮举,用来支撑桥梁的钢索也是罗夫林设计和建造的。出生在德国的天才工程师查尔斯·施泰因梅茨为通用电器公司奠定了基础。

德国后裔建立的公司往往也是相关行业的领先者,比如光学行业的博士伦、木材行业的惠好、汽车行业的克莱斯勒、钢琴行业的斯坦威和施纳贝尔、风琴行业的沃利策、糖果行业的好时、预加工食品行业的亨氏、语言培训行业的贝立兹和数不胜数的啤酒企业,包括安海斯-布希、美乐、库尔斯、帕布斯特蓝带啤酒、喜力滋和布拉茨。德国人在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能被区分出来的群体,他们已经变成美国社会非常大的一部分。美国社会吸收了非常多的德国文化特色,从幼儿园到圣诞树到凉拌卷心菜。另外一个指标可以告诉我们,德国文化在美国坚持了多少年。著名作家门肯,棒球明星贝比·鲁斯、卢·格里格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这些20世纪美国的著名人物在童年时期说的都是德语。





巴西


从19世纪早期开始,相当数量的德国移民来到巴西或其他南美国家。他们的来源地并不局限于现在的德国疆域,也有大量德国人来自俄国、瑞士和奥地利。多数德国人定居在巴西的南部地区,集中在南里奥格兰德。第一个坚持下来的德国农业移民聚居区就建在1824年的南里奥格兰德。而早期不成功的在巴西建立德国移民聚居区的行为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德国人继续在巴西建立了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定居点。

早期的德国移民定居点几乎都在荒野地区,移民不得不先清理森林,然后才能耕种。直到19世纪中期,南里奥格兰德唯一的移民就是德国人。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其他移民流入的总数才开始超过德国移民的流入量。从1844年到1874年,德国人构成了南里奥格兰德所有移民的87%,多数移民都来自德国西部。

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德国移民聚居区都在文化上保持着德国特色。自然增长带来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性别基本上是平衡的,这也是永久移民的一个标志。德国农业家庭的规模一般也很大。自给自足的德语社区覆盖了很大的区域。1824年到1859年,超过2万德国人通过巴西政府的各种协助来到巴西。德国移民不仅和葡萄牙血统的巴西人分开生活,而且生活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德国移民的房子构造更好,德国移民热衷于对土地进行养护,也更愿意从事被葡萄牙人鄙夷的艰苦的手工劳动。

这两种人对教育和整洁的态度也不同。在早期德国移民定居点里,人们一清理完树木立刻就建立学校。而多数土生土长的巴西人直到20世纪还是文盲。德国移民定居点的私立学校不但在数量上比巴西政府建立的公立学校多,而且质量更高。德国人往往更加注重整洁和健康,吃的和住的也比葡萄牙人的好。德国移民总体上比巴西人更注重健康和卫生水平,这使得移民人口更加快速地增长。在这两种人中,每家孩子的数量都相似,但是更多的移民家庭孩子能存活到成年。在德国人中,技术工人的数量更多,而没有技术且不富裕的巴西人往往憎恨这一点。

19世纪的最后25年,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其他移民开始大规模到达巴西。尽管如此,德国社群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独立性。1882年,在巴西南部整个被开拓的地带,71%的人口讲德语,18%讲意大利语。虽然巴西是一个葡萄牙语为主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地区讲葡萄牙语的比例只占10%。意大利人和后来的波兰人往往愿意居住在自己的移民聚居区里。德国移民聚居区因其犯罪率低到几乎不存在而出名,一个独身女性甚至可以安全地穿过那里的丛林。

19世纪晚期,来自俄国的德国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巴西。来自德国的移民往往喜欢居住在和德国类似的丛林地区,但是伏尔加德意志人喜欢生活在和俄国类似的草原地区。事实证明,巴西草原地区的生产效率非常低,这导致很多伏尔加德意志人再次移民邻近的阿根廷。他们在阿根廷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事实上,阿根廷能够从一个小麦进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伏尔加德意志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引入新的农业技术,并发明了新的农具。

无论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德国,生活在巴西的德国人往往定居在一起,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拒绝融入被他们视为落后文化的当地文化。在德国移民聚居区里,与当地人通婚的情况非常少见,直到20世纪还是如此。在城市和人群更加多样的农村地区,同化往往更加常见。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德国的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化程度。文化的同化发生得非常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布卢梅瑙镇上的63%的人将德语作为自己的母语。在整个德国人聚集的巴西南部地区,学校都使用德语教学。这种状况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巴西政府下令停止使用德语授课的1938年。至迟1940年,生活在圣保罗的超过一半的德国人和生活在南里奥格兰德的几乎所有的德国人在家里都使用德语。

巴西的德国移民聚居区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从最初作为开拓者的原始生活开始的。事实上,在最初,他们不得不向葡萄牙裔巴西人和当地人学习原始的农业技术,以此在他们还没有资本支付现金的农业技术的时代生存下来。19世纪中期,德国移民聚居区农业产量迅速增长。但是随后的土壤耗竭让老的移民聚居区的农业生产率逐渐下降。在一些地方,贫穷和隔绝也让这些人在文化上付出了代价,他们的生活方式退化为和巴西乡村穷人类似的生活方式。然而,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建立的新移民聚居区更加富饶。不仅因为那里的土壤没有耗竭,也因为先进的交通方式让他们的农作物更容易到达市场。

从总体上讲,德国农民的富饶造就了一个乡村的中产阶层。他们将新的农作物,比如烟草、土豆、黑麦和小麦引入巴西。像在俄国一样,他们的土地超过政府最初分配给他们的土地的范围。虽然巴西的克里奥尔贵族这一群体出现了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是德国人总能通过每次买一小点儿的方式买到更多的土地供自己使用。其他的欧洲移民同样扩张出他们最初的移民聚居区。到了20世纪早期,巴西南部欧洲移民定居的地区基本上已经没有大片的土地了,哪怕是圣保罗州种植咖啡的区域也是如此。虽然1905年巴西精英阶层拥有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产业,但是到了1934年,几乎一半的咖啡园都归欧洲出生的人了。

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大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和没有土地的人的持续存在不能完全用最初的土地分配来解释。生活在沙皇俄国的少量德国农民购买了克里米亚的大片土地,就像他们的同胞在巴西做的那样。从长期来看,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效率才是关键因素,决定了他们能不能从当前的土地所有者手里获得土地。巴西的德国农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德国农民一样,因生产效率高而广为人知。他们被巴西政府的计划召到巴西,他们能够获得补贴的原因是,巴西政府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艰辛的工作清理未开发的荒野森林,将之变成能够进行农业耕种的土地。德国人的特点就是,他们与葡萄牙裔巴西人不同,他们不会回避体力劳动,也不会鄙夷体力劳动者。正是这种艰苦劳作的特点而非先进的农业技术,让德国人在巴西获得了成功。

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巴西的德国人也是“协会参与者”。第一个德国俱乐部1830年建于里约热内卢。德国协会1855年建于阿雷格里港,之后的一些年里德国移民又建立了各种互助协会、体育组织、摄影协会、歌唱团体和其他各种组织。德国体育爱好者向巴西引入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他们让足球成为这个国家的代表性运动。作为一个以文盲为主的社会里的识字群体,德国人在城市中心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期刊。19世纪出现了名为《圣克鲁斯公报》《德国日报》《巴西邮报》的报纸。德语出版物的大规模涌现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些报纸以及它们所服务的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政治绝缘的。占据政府各个层面各级职位的都是葡萄牙裔的巴西地主阶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生活在巴西的多数德国人甚至都没有努力获得巴西的公民权——虽然获得巴西公民权这件事非常容易,更别说投票选举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南里奥格兰德更加富饶,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多样的移民来到这个地区,其中也包括葡萄牙裔的巴西人。新迁入这个州的德国移民的数量逐渐下降,在19世纪末被意大利移民超出好几倍。这些意大利人往往在这个地区归巴西人所有的咖啡种植园工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南里奥格兰德还是来到巴西的移民的主要移居地之一。这些新的移民在数量上早已超越德国移民。1900年,德国人只占这个州的人口的15%。这个比例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一直很平稳,并且在20世纪中期达到17%。在绝对数量上,南里奥格兰德的德国人从1872年的6万左右增长到1917年的30万。

虽然早期的多国定居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但是随后的几代人出现了一些德国艺术家、商人和工业人士。艺术家的技术往往得益于他们父辈从德国带来的技术。他们的父辈因为需要开发移民先驱的农田以保证生计而没能在巴西从事这些行业。这些艺术家一开始往往也要同时从事农业耕作和他们所擅长的技艺。但是一些人搬到村庄或城市里,并且开始经营自己的个体生意,他们在葡萄牙裔巴西人的社区里很受欢迎。这些艺术家在19世纪晚期大规模出现,但是随着工业的兴起以及与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竞争而慢慢变少。由于德国人主导了新的工业发展,所以我们很难说有多少德国艺术家失败了,又有多少人转而进入先进的工业领域。

南里奥格兰德的第一家工业企业就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中期建立的。这个州即便算不上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业心脏,也是巴西工业的心脏地带。到了1895年,南里奥格兰德有30家企业,包括10家新工业企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德国人的。最大的企业雇用了超过900名工人。1907年一共有212家工业企业,到了1908年又增长了100家左右。在很多工业的细分领域,德国名字都是最先出现的一个,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比如在金属家具、货车、炉子、纸张、帽子、领结、皮革、肥皂、玻璃、火柴、啤酒、甜点、马车以及铸造厂和木工店。有一种说法,在一个多世纪里,新汉堡的德国社区从绿色的森林走进了电冶金时代。

阿雷格里港是成长中的港口城市,长久以来都是农产品运输的主要出口通道。这个城市也成了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涉及很多商业和工业产品的进出口。阿雷格里港多数的企业都是德国人的。早在1832年阿雷格里港就有了小的烟草工厂,它们对德国移民聚居区生产的烟草进行加工处理。随着木材厂在前沿地区的兴办,木材成了这些移民聚居区最重要的日用品。木材也是阿雷格里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19世纪末,2/3的木材都是由德国出口商运输出口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在老的德国移民聚居区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商业活动开始兴起。虽然新的移民聚居区农业更加繁荣,发展商业经济的过程进行得比较缓慢,但是最终还是逐渐进入商业时期。最开始阿雷格里港由德国人主导的出口贸易和这个地区的德国农业移民聚居区生产的产品密切相关。许多出口产品直到20世纪还主要掌握在德国出口商手里,比如皮革、土豆、黑豆。其他在历史上就与德国移民聚居区相关联的产品的出口,则越来越多地被掌握在其他民族的商人手中,尤其是意大利商人,比如香肠、火腿、奶酪和白兰地。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产品的变更,但是在更大程度上,这说明了不同民族间贸易的增加,比如木材产品就不再以德国移民聚居区为中心了。

德国进口商一开始也与德国产品密切相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在阿雷格里港的所有进口商中占据垄断地位。1858年,这个城市的进口商不到1/5是德国人。但是到了1890年,超过一半的大的进口商行是德国人的。到了1914年,阿雷格里港140家轮船运输公司的96家是德国人的。

德国人逐渐搬出他们的移民聚居区,其他的移民聚居区逐渐增长,其他移民和葡萄牙裔巴西人开始涌入这些移民聚居区。所有这些变化都对生活在巴西的德国人的文化和社会孤立造成了影响。但是直到1910年,超过70%的德国移民的结婚对象仍旧是与自己有着相同民族背景的人。无论如何,这都代表了通婚数量的增加。这种趋势以城市和与其他民族背景的人相距不远的移民聚居区为中心。在圣莱奥波尔多的老的德国农业移民聚居区,中心区域的人口绝大多数还是德国人。从19世纪90年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移民的婚姻还是100%的同族婚姻。然而,在圣莱奥波尔多的城市地区,同族婚姻从1878年的100%迅速下降到1906年的59%。在大约同一时期的阿雷格里港,德裔巴西人的通婚比例几乎是相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生活在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德国人是一场灾难。一开始,多数巴西人就同情协约国。但是德国人同情自己的祖国。大约一半的德国人属于福音派,而福音派在机构上和普鲁士教堂紧密相关,从那里福音派获得了大部分牧师和一部分资金。福音派不但祈祷德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而且为德国红十字会募款并购买德国的战争债券。德国天主教徒不会这样做,德国路德会教徒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补贴来自美国的路德会密苏里总会。然而,在这个同情协约国的国家里,德国人总体上被认为是支持德国的。更重要的是,德国人作为一个富裕且排外的民族早就引发了当地人的愤恨。最终,德国人在1916年不经意地伤害了他们自己。他们组织了一个短暂的组织,叫作“德国南美洲联合会”,这个沙文主义的组织在其他巴西人中激起了反向的沙文主义。

将这种一触即发的状态点燃的事件发生在1917年4月。一艘德国潜艇在法国海岸附近用鱼雷轰炸了一艘巴西船只,并将之击沉。这在好几个巴西城市引发骚乱,这些城市发生了多起针对德国店铺和家庭的暴力、纵火和抢劫事件。6个月之后,另一艘巴西船只被德国潜艇用鱼雷轰炸,这在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其他城市造成新一轮的骚乱。巴西向德国宣战,这在国际上造成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因为极少有巴西人真的去欧洲作战。但是对于生活在巴西的德国人来说,这个事件却意义重大。在这种特殊的战争条件下,巴西政府对一些德国移民聚居区进行了军事占领,关闭了德语报纸和几百所德语学校。德国人生活的很多区域因此缺乏公立学校,这意味着几千名德国儿童在战争期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很多学校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德国企业上了黑名单,许多德国组织改了自己的名字或自行解散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限令被解除,生活恢复正常。但是生活在巴西的德国人心中留下了持久的仇恨。这种仇恨在20世纪30年代被纳粹媒介引爆。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条件既悲惨又混乱。另外一股德国移民涌入巴西,有近7.6万人,这在这个国家任何的历史时期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加入重新发展繁荣起来的德国社区,现在这些德国社区日趋成为巴西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1920年,南里奥格兰德超过一半的皮革制品工厂都归德国人或德裔巴西人所有。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前15名的德国企业生产的皮革是前14名的葡萄牙裔巴西人的公司生产的皮革的两倍。在许多工业领域,能够与德国企业竞争的往往是意大利人的企业,而不是葡萄牙裔巴西人的企业。生产酒精饮料的企业有60%是德国人的,剩下的企业多数都是意大利人的。这个州2/3的罐装食物是9家德国企业生产的。超过2/3的钉子、领结、正装和所有的巧克力以及玻璃器皿都是德国企业生产的。但是,德国人只占到这个州总人口的1/5多一点儿。巴西所有的工业设备都是进口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在圣卡塔琳娜建立了第一家淀粉磨坊。到了20世纪30年代,第二家淀粉磨坊装备了德国移民工程师在巴西生产的设备。

1924年,德国人举办了庆祝德国移民聚居区建立一百周年的活动,政府表达了他们对巴西所做贡献的认可。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二战后德国人优越地位的恢复。关于德国人在巴西的富强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标志,那就是1930年阿雷格里港建立了一家乡村俱乐部,40%的成员都是德国后裔。

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这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再一次威胁到德国人在巴西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巴西数量众多的德国组织中的多数都受到纳粹的渗透。纳粹网络通过自己的秘密警察记录下任何反对纳粹的行为,甚至任何犹豫的行为。这些人在当地受到抵制和排斥,他们生活在德国的亲属则受到暴力性报复。德国社区一些勇敢的个人和组织公开反对纳粹,但是德国人作为一个群体被其他巴西人认为是支持纳粹的。20世纪30年代晚期,巴西政府采取了强烈的对抗措施。1937年,巴西宪法反对所有德国移民的政治活动。到了1938年,这个国家的所有私立学校都被国有化了。1937年,巴西的德国移民聚居区一共有超过2 000家私立学校。在50年里,巴西政府只建立了30所学校。现在它在5年里建立了100所学校,多数都建在德国移民聚居区里,但是和这些地区原本已有的学校数量比仍旧是少数。原有的学校现在已经用葡萄牙语教学了,教学的倾向性也围绕着巴西。这些变化对新一代德国人在巴西的同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联想到前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新的限制。德语出版物被禁止,在公共场合讲德语也被禁止。德语图书馆被拆除,德国枪支俱乐部的枪支被收缴。一些巴西政治人物利用当时的形势对德国移民进行暴力勒索和敲诈。再一次发生的巴西船只被德国潜艇用鱼雷攻击的事件,在阿雷格里港引发了针对德国商业企业的纵火和抢劫事件。

战争期间,年轻的德国男性在巴西军队服役,因而见到了原本可能无法见到的更大的社会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战后德国移民的生活不仅仅是恢复常态,更是朝着同化和融入巴西社会前进。虽然德国人一直以来对政治都非常冷漠,但是在战后的选举中德国人开始选举更多的代理人。战争刚刚结束时,在多数德国农业定居点,同族婚姻的比例仍旧非常高,平均达到72%。但是在一些城镇和城市里,这个比例跌到近50%或不到50%。在阿雷格里港,德裔巴西人同族婚姻的比例在1949年跌到39%。另一个极端是条顿的农业地区,100%的婚姻仍旧是同族婚姻。

德国人在巴西工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战后仍旧非常突出。20世纪中期,巴西南部各州近一半工业企业的业主是有德国血统的人。巴西南部各州能够成为巴西工业的心脏地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人的贡献。同样,这一地区也包含着这个国家多数的先进农业。事实上,圣保罗被称作“拉丁美洲的工业巨擘”。





巴拉圭


巴拉圭坐落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北接玻利维亚。这种内陆国家吸引的移民非常少。从1881年到1958年,官方记录的移民只有6.7万。这些移民近1/5是德国门诺派教徒。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不是门诺派教徒的德国移民聚居区。19世纪后半期,巴拉圭由于人口少且持续下降所以试图吸引移民,于是德国人和其他移民开始在巴拉圭建立移民聚居区。1872年,巴拉圭只有不到25万定居者,不到1865年人口的1/3。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让大量人口遭到屠杀。巴拉圭政府开始寻找外国人,不仅是为了扩充人口,也是为了拥有移民所具备的巴拉圭人极度缺乏的技术和教育。1814年到1840年,巴拉圭的独裁政府通过反精英的政策对文化阶层进行了长期的压迫和驱逐。1881年建立的德国移民聚居区并不是巴拉圭的第一个外国移民聚居区。但是这个德国移民聚居区是第一个成功的移民聚居区,并且成了一个持久的定居点。

德国人早在这些移民聚居区建立之前,就已经以个人身份生活在巴拉圭了。早期的西班牙探索者和征服者就包含德国人。在巴拉圭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耶稣会士聚居区历史上,德国人也作为耶稣会士存在。这些德国人通常具有他们的西班牙会友不具备的技能和教育。这些技能帮助他们改善了美洲原住民原本的农业、健康和建造条件。一位专家将这些德国耶稣会士的贡献描述为“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人在南美取得的最大的文化成就”。

德国人在巴拉圭建立起越来越多的移民聚居区,直到20世纪。除了来自德国的移民,聚居区里还有不少来自俄国、非洲的德国移民聚居区、加拿大,甚至萨摩亚的德国裔。在几个世纪里,德国人所做的贡献包括在耶稣会时代引入耕犁,参与建造第一个糖制品工厂,改进牛养殖技术,在森林退化的地带重新种植巴拉圭茶树,创建酿酒行业,开发巴拉圭西部广袤荒凉的查科地区。查科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不能耕种的。20世纪20年代晚期,一群门诺派教徒迅速在查科地区定居下来。但是他们遭遇了很多艰难和死亡。一些门诺派教徒返回加拿大,一些人搬到巴拉圭更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有一些人留下来并将这片禁地变成可以生存的地带。像在西半球的很多其他地方一样,查科地区的德国定居者对当地的美洲原住民抱有一种更加温和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让他们失去了这些巴拉圭世居民族对他们的尊重,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来自白人的残暴对待。

在巴拉圭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德国定居者用自己的钱建起自己的学校。第一家学校建于1889年,这家学校直到20世纪后半段还存在。1914年,巴拉圭共有11所德国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共有70所德国学校,这些学校为90%的德国适龄儿童提供德语教育。巴拉圭的德国人口相当少,而且居住在分散的农业移民聚居区里。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都没办法维持自己的报纸。在那之前,他们从阿根廷购买《阿根廷日报》和其他德语报纸。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每周三期的《巴拉圭德意志日报》和其他德语期刊。

除了美洲原住民,德国人是巴拉圭最大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巴拉圭的德国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孤立性。对于门诺派教徒来说,这种孤立性尤其明显。门诺派教徒在俄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同样保持着自己的孤立性。由于极度缺乏人口,巴拉圭给予门诺派教徒他们希望获得的宗教和教育自治权,同时免除了他们的兵役。另外,和加拿大、巴西等其他移民聚居地相比,巴拉圭对移民的限制要少得多。这些人群和这个国家显然满足了彼此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移民聚居区继续在巴拉圭涌现。从苏联逃出来的门诺派教徒先是逃到德国,然后来到巴拉圭。他们非常害怕被捕获然后被送回苏联。巴拉圭对他们像对之前的移民一样,给他们提供了宗教自由,并保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新的门诺派教徒聚居区遇到了之前其他移民聚居区遇到的困境,但是当时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加拿大门诺派教徒可以帮助他们离开。多数离开的人到了加拿大,一些人到了巴西,少数人回到德国。

巴拉圭人采用一些来自门诺派教徒的耕种方法,一些巴拉圭劳工为门诺派教徒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过着隔离的生活,与当地人通婚非常罕见。在巴拉圭生产效率高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极度危险,很少有其他事情比这个更加危险。但是巴拉圭人对德国人的欣赏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也许他们的孤立性减轻了巴拉圭人对他们的嫉妒,并且最小化了声称他们“剥削”其他人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


早在18世纪晚期,最早来到澳大利亚的欧洲定居者就包含德国人。到了19世纪早期,只有少数德国人在澳大利亚做农民、商人和酿酒商。除了建立这个国家早期的一些酿酒厂,德国人还生产了取代英国麦芽啤酒和黑啤的淡啤酒。19世纪的许多德国人不再以个人的形式而是成群地定居在澳大利亚。第一批德国定居者在1838年到达,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第一批非英国的大规模定居者。当时他们花几个星期就能到达美国,而到达澳大利亚的旅途往往需要花费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前往澳大利亚的德国移民还是源源不断,只是在规模上无法和西半球的移民相提并论。1861年,德国人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群体,仅次于英裔和华裔,但是在绝对数字上只有2.7万人。到了1891年,德国人超过中国人达到4.5万人,刚刚超过欧洲出生的移民人口的一半。

澳大利亚国土广阔,几乎相当于美国大陆的规模。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德国人形成隔离社群的程度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这部分与城市化程度以及德国人在不同地区的性别比例相关。从总体上讲,男性的数量要超过女性的数量。但是两者的差异并没有极端到提示绝大多数人都是暂时性或试探性移民的程度。1861年,来自德国的男性移民是女性移民的两倍以上。但是到了1881年,男性移民就不到女性移民的两倍了。早在1861年,南澳大利亚州的性别比例就趋于平衡了,每100个男性移民对应82个女性移民。这里存在着孤立的德语社群,这些社群里的食物、装束,甚至房屋样式都完全复制了西里西亚农民社区。然而在维多利亚州的金矿里,德国人更像大熔炉的一部分。

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南澳大利亚巴罗萨谷就建起了一些德国村庄,直到20世纪晚期仍是澳大利亚最广为人知的德国人定居点。最初的定居点非常原始,自成特色的有着泥土地面和茅草屋顶的小屋以一种典型的德国方式排列在小路的两边。但是很多德国人都有着木匠、石匠、橱柜制作、制鞋和裁缝等技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村庄逐渐繁荣起来,这些家庭的生活越来越舒适。但是这种风格的房屋和里面的家具器皿都保持着完全的德国特色,这些农业社区的人口也完全是德国人。这个时代的墓碑也完全是用德语题写的。1851年,一个来自德国的游客写道:“旅行者会认为自己来到了莱茵河和奥得河之间旧的乡下小村庄。”澳大利亚的第一份德语报纸于1848年在阿德莱德发行,并且一直在那里被印刷,直到20世纪晚期。

维多利亚州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不对称的性别比例妨碍了隔离的德国社群的发展。1857年,德国男性几乎是德国女性的4倍。鉴于维多利亚州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较高的与当地人的通婚比例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而且德国人在维多利亚州的总人口中只占非常小的比例,大约为2%,在德国人最集中的地区也只占7%。这个事实也鼓励了更多移民与当地人通婚和同化。新南威尔士州的情况和维多利亚州的情况非常相似。更重要的是,到达新南威尔士州的德国移民越来越倾向于定居在都市和其他城市地区。1881年生活在农村的德国人口已经很少了。这些条件并不利于德国文化的保存。除了乡村群体,新南威尔士州1891年有9 600个德国人,其中多数人都迅速融入大的社会群体。

但是昆士兰州遵循着一个和南澳大利亚州类似的规律。1881年,德国女性移民的人数是男性移民人数的2/3以上。多数移民是以家庭的形式迁移的,而且多数家庭定居在乡村。昆士兰州成了一个重要的德国移民定居地区,1891年大约有1/3迁到澳大利亚的德国移民定居昆士兰。但是,昆士兰的德国人口在德国的发源地和方言上的多样性比南澳大利亚州的德国人要高得多。

19世纪德国移民的多数都来自新教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并且在19世纪80年代进入尾声。虽然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德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路德宗的,但是他们分成两个主要的路德宗分支。这两个分支在文化和神学上都有不同。联合福音信义会和德国保持着关系,联合福音信义会的很多牧师就来自德国。这些人说着德语,并且有意识地在澳大利亚维持着德语和德国文化。另外一个主要分支澳大利亚路德宗和美国的路德宗密苏里州总会建立起联系。到了19世纪90年代,来自美国的许多讲英语的牧师倾向于减轻后一个群体对文化同化的抗拒。

从总体上讲,澳大利亚的德国人在融入周围社会的文化的过程中进展很慢。虽然19世纪在澳大利亚的外国人很容易获得澳大利亚国籍,但是多数德国人并没有入籍。他们往往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不是与周围的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所有的移民聚居区里,德国人都是“协会参与者”,他们组织了各种协会或社团。《德意志澳大利亚邮报》在1893年时这样说道:


如果有两个德国人他们就组成一个社团,如果有四个德国人他们就组成两个社团。




这些俱乐部、协会、报纸以及更加重要的路德会教堂让德国文化保存了几代人的时间,至少对于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德国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不同地区